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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文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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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至上主义（）、电脑（puter）、现金（cash），这三C几乎可以定义当今中国都市年轻人。
但是，若干年的意志消沉后，严肃文学和焦虑艺术也同时有了复兴的迹象。
当崇拜自体性行为的作家——例如《上海宝贝》的卫慧和她的各地模仿者——可能因时髦的自传而成为流行作者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得比金钱和卡拉OK更加深入。
直言的年轻批评家们再次赢得了听众，商业出版业的新潮流表明，他们警醒的爆发是有市场的。
余杰是否是中国最多产和最直言的年轻评论家，还存在争议。
90年代中期，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写作人，编写地下出版的小册子，在首都的大学区派发。
逐渐地，他的作品登上了一些著名的文学期刊。
1998年，他首次出版两本文集，广受好评，继而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和成功的商业性特约撰稿人。
在敏感地揭示生活、爱和希望的同时，28岁的余杰并不讳言他怀念80年代。
他是一个“赶不上时代末班车”
的人，对他来说，80年代是严肃作家有许多诉求的时代，是爱情故事和武打小说还未充斥流行文化的时代，同时也是年轻思想者和激进分子自觉肩负社会使命的时代。
“80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他在文章《知识分子：终结还是重生？》中写道，“他们拥有简单而明确的理想主义、缔造历史的坚强渴望以及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空前的自觉性。
他们希望在十年时间里，完成西方知识分子用了几百年才意识到的历史使命。”
对一些人来说，80年代是一个困惑、无知、自大的时代。
余杰反对这种想法，认为有这种想法的同辈是“逃避当今的紧迫事件”
，他对他们感到绝望。
他问：“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卖的社会，知识分子的角色真的结束了吗？”
有人也许会认为，余杰对同辈的批评，反映出他对像他那样的作家缺乏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感到失望。
中国专横的讽刺作家王朔（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是一个年轻偶像）对余杰的批评更加尖刻，指出他是一个聪明的伪君子，很懂得“要骂谁，要恭维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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