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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
“政府就在我们周围，但我们却丝毫不注意它。”
23岁的北京的艺术家兼摄影师聂政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抓住经济改革带来的机会。”
对聂政和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去铁饭碗，失去社会主义制度带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就业保证和福利待遇。
聂政为北京数家广告公司做个体绘画设计工作。
工作所得的报酬足够他支付他所喜爱的日本照相机、CD和名牌太阳镜的费用，还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读书和绘画。
性方面的自由也是原因之一。
青年一代都受到下海的冲击。
下海即指抛弃国家分配的收入较低但稳定的工作，承担风险到私营企业竞争应聘，收入自然高得多，但风险也大，安全系数小。
西安一名准备上大学的高中生，18岁的庞瑞说：“我父母亲想让我当教师或医生，可以有些安全感。
但我要干我所喜爱的工作，大笔大笔地挣钱。”
学生孟光军，18岁，也深深地被承担风险的主意所打动。
他说：“你能更多地了解自己。”
另一位学生，周士文，19岁，曾看了许多香港电视，从而对外部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
他看问题不那么书生气。
他说：“外国人对待风险就像跳蹦极或在长城上骑摩托车。”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都想效仿王国庆那样的人。
王国庆，今年37岁，3年前从西安中国银行辞职后下海经商。
他当工人的父亲差点与他脱离父子关系。
王国庆说：“父亲认为银行是所有工作中最好的。”
现在他的看法已经改变：王国庆已是拥有百万美元财产的零售商、饭店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
他身穿皮尔·卡丹套装、意大利皮鞋，戴2000美元一块的日本手表，另外，还有一些与他同样装束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做他的助手。
“人人都想当老板。”
25岁的赵莉说。
她是武汉的外语专业大学毕业生，两年前辞去政府翻译的工作，到北京的一家外资公关公司做经理助理。
工资是过去的5倍，她从拥挤的宿舍搬进自己两室一厅的公寓。
她的职责也成倍地增加：她开始接待越来越多的国际客户，管理更多的本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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