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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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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虽然发展迅速，却仍旧是相对比较小的力量。
据最近的统计，1060万家登记的私营企业销售额80亿美元，雇用了1500万工人，也就是中国非农业劳动力的4.5％。
大约170万集体企业雇用了1亿工人，在某些省份，集体企业成了主要形式。
然而，全国85000家国有企业雇用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工业产量占中国的45。
以前，国有企业一直按照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体制运作：所有的原材料由北京的各个部门分配，投资由上面制定，企业的产品种类、产量、销售地和销售价格都由国家决定，国家还决定工人的工资、工种，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损失也由国家补贴。
1984年，上海的一个厂长说他不必请示上级而可以自主批准的金额只有33美元。
早在1979年，邓小平政府就开始调整这种体制了。
强调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的“五年计划”
被终止了，国家把大量资金用于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这些消费品的生产。
一些控制逐渐开始松动。
1982年，北京不再指定所有的衣服式样，由市里的工厂自己设计。
尽管中国80％的人仍旧穿着毛泽东时代的宽大衣服，却有不少人穿上了牛仔裤、西装、裙子和高统皮靴。
现在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应该抓住时机更进一步，全面实行市场体制。
根据1984年底通过的一项规划，国有企业也可以实行承包制。
中央虽然制定宏观的生产目标，但是只能直接分配一定数量的生产原料，只能按照固定的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工厂产品。
国家允许，甚至要求企业管理者自己联系原料供应商，自己决定除了必须卖给国家的产品外还生产什么，可以浮动的价格自由寻找买主。
国有企业要上缴55％的企业所得税，其余的利润归其企业所有，用于再投资、给职工发放奖金、补贴住房、医疗、娱乐等社会福利。
企业的大部分投资仍旧由国有银行提供，不过厂长们必须通过竞争贷款，还要支付5％的利息（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息率只有1％）。
政府公开宣称改革的目标是把直接下达生产指令的“行政计划”
改为松动的“指导计划”
。
北京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宦乡说国家计划“……打消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一个本来富有生机的经济搞得萎靡不振。
中央集权程度越高，制度越刻板；制度越刻板，工人就越懒惰；工人越懒惰，生活就越贫穷”
。
企业管理者现在和西方资本家一样需要面对利息率、市场需求、价格和利润。
国家不再收取企业所有的利润，也就不再补贴企业的损失。
而国家的规划制定者明确指出他们准备让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破产。
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刚开始时有点混乱。
1984年年底，国有银行滥用国家新近赋予它们的权力，任意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命令它们停止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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