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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欣慰地笑了。
他当天就下令将这三百九十个死囚全部释放。
这个“纵囚事件”
在当时迅速传为美谈，而且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佳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就有“死囚四百来归狱”
之句赞叹此事。
然而，也有许多后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李世民为了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而表演的一场政治秀。
北宋的欧阳修就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进行抨击，说李世民此举纯粹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
他说，这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只能“偶一为之”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那么“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所以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圣人之法”
，“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
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法律必须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没必要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也没必要用违背常理的手段来沽名钓誉。
欧阳修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种“纵囚”
的事情要是经常干，那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了。
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也不会这么愚蠢，他断然不至于每年都来搞一次“纵囚”
。
平心而论，“纵囚事件”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
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众所周知，“刑罚”
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不仅是对“已然之罪”
进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未然之罪”
进行预防。
从理论上说，如果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刑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当那些死囚都能遵守“君子协定”
，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返回，那起码表明他们确实具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为。
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对他们的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弥足珍贵的。
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并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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