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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人才！
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
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所以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
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
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
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也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严格，它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高达80%以上，如武宗时期80%，宣宗时期87%，懿宗时期81%。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二）科举制的生命力
一个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如果套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可以视为是一种“社会上层的再生产”
。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
）
那么，在古代中国，对于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广大寒门庶族而言，能够切实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能够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公开参与一个社会的“上层再生产”
，其意义显然是非同小可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平民理想，从贞观时代起就有了一种制度化的保障，在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更是表现为随处可见的现实。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尚书、宰相。
比如高宗时代的宰相李义府就是一个寒门出身、“家代无名”
的人，他在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以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跻身高位，因而赋诗表达自己的忧虑，其中一句是：“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唐太宗李世民听到后，当即表了一个态，打消了李义府的顾虑。
李世民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
（《隋唐嘉话》）
后来，李义府果然仕途通达，位列宰辅。
自贞观之后，像李义府这种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居宰相、位极人臣者已经不胜枚举。
据两《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当不止此。
而相应时期高门世族出身的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经低于前者。
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终唐之世，唐朝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的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从而充分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
的原则。
在隋朝播下种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在贞观时期盛开和绽放，自然是与唐太宗李世民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
打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坐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安”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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