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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之举始于汉文帝，本来是不定期选举，从汉武帝时代起则逐渐成为一种定期定员的选官制度。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曾两次下诏，责令每个郡国每年必须选举孝子廉吏各一人。
到了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更是严格规定：凡户口满二十万的郡国每年必须举荐孝廉一人，其中较大的郡可以举荐二人，而户口不满十万的郡则每两年举荐一人。
两汉的察举制度通常要经过这样一些程序：一个年轻人必须先进入太学读书，根据毕业考试的成绩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称为“郎”
，留在皇宫中担任侍卫；乙科出身称为“吏”
，回到家乡担任地方官的僚属。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实习后，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员根据他们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举荐，最后再经过一次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为官从政。
相对于先秦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和分封制，两汉的察举制度显然是一大进步。
因为从原则上说，它的政权是面向所有读书人开放的，而且选官标准又是以德才为基础，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然而，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选官制度，事实上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大多数人根本读不起书。
两汉时代，书籍都写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简最多只能写二十来字，传抄既费时又费力，更不便于携带和流通；帛虽然没有这些问题，可它是昂贵的丝织品，用它来书写，成本又太过高昂。
如果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家中藏书丰富，要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也不是什么难事。
可要是出生在没有藏书的普通人家，为了读几本书，往往就要跋涉千里、寻师访友，其读书求学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官职虽然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书籍”
却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诗书传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种“垄断性优势”
。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占有“知识和学问”
这种稀缺资源，就能比较轻易地获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
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
所谓“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
，正是这种情况的鲜明写照。
此外，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进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
这些人将来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会回过头来报恩，也察举他“恩师”
的后人。
因此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辈曾察举过别人，他的子孙被察举的可能性自然就远远大于普通人。
久而久之，每个郡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族，几乎永远占有“孝廉”
的名额。
这样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后世所谓的“郡望”
，形成了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士族门第”
。
两汉的察举制度本意是在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到头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另一种变相的世袭。
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不堪一问了。
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不副实的人，既无才又无德。
就像桓、灵之际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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