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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
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
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
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
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
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
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
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
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
。
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当然了，纯粹从字面上看，李世民说的这段话也没什么毛病，甚至还颇能体现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襟怀和凛然正气。
因为他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
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
，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
和“浮词”
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
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
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段话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历史、忠于事实的一种可贵品质，还是恰好相反，将其视为有损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历史的行为？
很遗憾，在绝大多数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为后者。
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
、“安社稷、利万民”
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
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传》中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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