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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
，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
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危险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
因为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地对他寄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干谋反的目的却是为了篡夺皇位。
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
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剪除，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是在自掘坟墓。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李建成真的铁定了心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
中，李世民正是一边控制皇帝一边剪除对手的），掌握了中枢大权后，再命令杨文干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仁智宫后，才让杨文干在异地起兵，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干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仍然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仁智宫。
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
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其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打到仁智宫，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
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
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其政治智商和军事才能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
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
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李唐王朝，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
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无非也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从仁智宫发出一道道对全国州县具有绝对权威的政令和军令。
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所以，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最后做出了否定的结论。
如李树桐在《唐史考辨》中说：“《通鉴》内，有关杨文干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
牛致功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干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
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说：“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不是事实。”
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左饣右束）（《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在相关著述中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
所谓“妄告东宫”
，关键就在于这个“妄”
字。
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
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被人收买了，或者是遭到了胁迫。
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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