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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正考父说成宋戴公时人，把《商颂》说成商代遗诗，与鲁、韩诗说大相违异。
信仰毛诗说的人，会以为毛诗说有根据。
根据何在呢？其一，见《左传》昭【公】七年：“正考父佐戴、武、宣。”
其二，见《国语·鲁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这不完全是有凭有据的吗？
但其实这些根据是有问题的。
《左传》和《国语》都是经过刘歆窜改过的书，而刘歆是主张毛诗说的人。
他利用了校书天禄阁的凭籍【借】，伪造了一些假证，栽在《左传》和《国语》里面。
这手法和后人伪造假古董，埋在地里，重新发掘出来的差不多。
刘歆不仅窜改了《左传》和《国语》，而且还窜改了《史记》。
他在《孔子世家》里面，把《左传》昭公七年提到正考父的那一段话，略略改头换面地插进去了。
然而，他却忽略了，没有把《宋世家》里面关于正考父的另一段话删去。
因此，同在一部《史记》中，同是一个与《商颂》有关系的正考父，而却相隔了一百多年。
刘歆所玩弄的造假真相就是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驳‘说儒’》一文中，有了详细的论证（见《青铜时代》），在此不必缕述。
要之，毛诗说是不足信的。
《商颂》是春秋宋襄公时作品，作者是正考父，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在此想顺便提出一个建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正考父应作为一位有名的诗人而叙述。
《商颂》的音调是相当宏亮的，体裁和《大雅》、《小雅》相近。
因此，《大雅》、《小雅》的年代规定，也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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