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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与民生
汉宣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人口显著增长。
据史书记载，经过刘询的励精图治，宣帝时期人口的上限约为五千万人，下限约为三千万人，而汉武帝时期人口最多才约为三千四百万人。
人口的快速增长，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
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元康年间，谷价降至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基本生存得到了保障。
然而，所谓“孝宣之治”
的百姓生活，并非如后世想象的那般美好。
史学家田人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指出，由于西汉封建王朝积弊已深，刘询着力推行的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并不足以从根本上限制贵族、地主豪富对土地的兼并，所以随之而来的仍然是农民的破产和流亡。
五、历史评价：中兴之主的功过是非
汉宣帝刘询在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历代史家对他的评价总体正面，但也指出其诸多过失。
班固在《汉书》中高度评价刘询的功绩：“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
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他将刘询的统治与周朝的成康之治相提并论，给予了极高评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刘询的评价也颇为正面：“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但他也对刘询的继承人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刘询明知太子刘奭不适合治国却因感情未废立，导致了西汉由盛转衰。
吕祖谦的评价最为中肯：“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为基祸之主。”
这一评价既肯定了刘询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卓越成就，也指出了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当代史学家普遍认为，汉宣帝刘询的文治武功实际上高于汉武帝。
汉武帝时期强盛是因为有文景之治的基础，而刘询则是从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中重建了盛世。
刘询时期，西汉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鼎盛，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史称“孝宣之治”
或“孝宣中兴”
。
刘询是西汉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这本身就是对他历史地位的最好证明。
六、定论：从牢狱到盛世的传奇
汉宣帝刘询的一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之一。
他从襁褓中的阶下囚，成长为民间的普通少年，又从平民一跃成为九五之尊，最终开创了西汉王朝最为鼎盛的“孝宣之治”
。
他隐忍蓄势，铲除霍氏，强化皇权；他整顿吏治，推行“霸王道杂之”
的治国方略；他降服匈奴，设立西域都护，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他平定西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他轻徭薄赋，假民公田，设立常平仓，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整理经典，颁行《史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然而，刘询并非完美的圣君。
他在继承人问题上感情用事，明知刘奭不适合治国却因对发妻许平君的愧疚而未废立，导致西汉由盛转衰；他诛杀功臣贤臣，刻薄寡恩；他晚年重用外戚宦官，拒谏饰非；他在对外战略上也存在争议。
这些过失使他的历史形象大打折扣，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班固评价刘询的功业“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可惜的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失误，使这一切功业在他身后迅速衰落。
但无论如何，刘询作为西汉中兴之主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他的一生，正如他的庙号“中宗”
一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西汉王朝在武帝之后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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