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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纵容部将烧杀抢掠的行为，损害了东汉政权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二）经济方面：度田制度的局限
度田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但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巨大阻力。
豪强大姓反对清查，隐瞒不报，甚至起兵反抗。
在豪强、官吏的阻挠下，度田工作最终被迫停止。
这一结果说明，刘秀的改革虽然触及了豪强地主的利益，但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豪强地主的根基。
（三）军事与边疆方面：边防政策的消极影响
废郡国兵制的隐患
刘秀在统一中国之前就开始削弱国防建设，废除郡国兵制，罢除郡国都尉。
这一改革虽然减轻了百姓的兵役负担，但也严重削弱了地方军事力量。
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却迅速发展，像东汉末年的董卓就是例证。
这一政策为东汉中后期地方豪强武装坐大、军阀割据埋下了隐患。
南匈奴内迁的长期负担
刘秀接受南匈奴内附并将其安置在缘边八郡，虽然暂时稳定了北部边境，但也成为东汉朝廷沉重的经济负担。
南匈奴虽然名义上为东汉守卫北边，但在实际战争中仅起到助攻作用。
到了东汉中期，由于羌患的蔓延，南匈奴在北边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四）思想文化方面：谶纬之学的泛滥
刘秀对谶纬迷信的过度推崇，导致谶纬之学在东汉时期泛滥成灾。
这一方面使儒学经典的解释权被谶纬所绑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思想的僵化和学术的腐败。
虽然刘秀倡导的“读经社会”
为东汉培养了大量人才，但也埋下了东汉末年太学生和党人抗争的伏笔。
四、人口与民生
经过近二十年的战乱，刘秀即位之初，天下人口锐减。
据史书记载，新末大乱之后，天下人口“十有二存”
，即只剩下原来的百分之二十。
这一数字虽然可能有夸张之处，但人口大幅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在刘秀的治理下，人口开始迅速恢复。
他实行轻徭薄赋，三十税一的税率使百姓负担大大减轻；他多次下诏释放奴婢，使大量失去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重获自由；他推行度田制度，清查土地户口，使流民得以安顿；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到刘秀统治末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两千多万，比建国初期增长了一倍多。
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改善，“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的社会景象，说明当时社会安定、民生富足。
当然，所谓“光武中兴”
的百姓生活，与文景之治的盛世相比仍有差距，但相比于新末战乱时期的“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五、历史评价：中兴之主的功过是非
刘秀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历代史家对他的评价总体正面，但也指出了他的一些过失。
范晔在《后汉书》中高度评价刘秀的功绩：“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榄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他将刘秀与古代的圣君相比，认为他的功业可以媲美。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赞刘秀宽厚简易、待人诚恳。
在统一过程中，刘玄的一些手下曾参与谋害他的兄长，他能够不计前嫌地招降并厚待；分封功臣时，不顾他人劝说，将最大的封地划到了四县之广；战争尚未结束，就将原来十分之一的税率减到三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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