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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士和儒生，最终将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
事件。
面对父亲的雷霆之怒，满朝文武无人敢发一言。
唯独扶苏站了出来。
他向父亲进谏道：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这番话的意思是：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的百姓尚未完全归附，儒生们都在诵读和效法孔子的主张，如今陛下用严刑峻法处置他们，臣担心这会引发天下不安。
扶苏的谏言，在秦始皇听来无异于当头一棒。
他刚刚用雷霆手段震慑天下，自己的儿子却跳出来为儒生求情，还搬出孔子的名号。
这不仅是对他决策的质疑，更是对秦国立国之本——法家思想的挑战。
秦始皇的愤怒可想而知。
他当即做出决定：将扶苏逐出咸阳，派往北方的上郡，担任蒙恬所率大军的监军。
四、上郡监军：放逐还是历练？
扶苏被派往上郡，这一决定究竟是放逐还是历练，后世史家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秦始皇对扶苏的变相抛弃。
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古时候的太子都不领兵在外，让太子带兵，就是有意废立，晋献公对待太子申生就是如此。
扶苏最终未能继承皇位，其决定性的时刻就在于被派去上郡监军。
按照这个观点，秦始皇将扶苏外放，实际上就是将他从储君人选中排除出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秦始皇此举是为了历练扶苏，让他有机会建立军功、掌握兵权，为将来继承大统做准备。
毕竟，蒙恬率领的三十万大军是秦朝最精锐的边防力量，扶苏作为监军，与蒙恬共事，既能积累军事经验，也能与军方建立联系。
而且，蒙恬与扶苏关系密切，是扶苏的坚定支持者，这对扶苏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人脉资源。
从实际情况来看，两种解读都有一定道理。
扶苏到上郡后，确实与蒙恬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然而，秦始皇将扶苏派往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也意味着扶苏失去了在朝中积累政治资本的机会，更无法随时在父亲面前展现自己的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扶苏离开咸阳后，秦始皇再也没有将他召回，甚至在此后的巡游中，都没有让扶苏随行。
五、沙丘之变：历史的转折
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
这一次，他带在身边的儿子不是长子扶苏，而是幼子胡亥。
随行的还有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
巡游途中，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病倒，病情迅速恶化。
临终前，他写下诏书，命人送给在上郡的扶苏。
诏书的内容，据《史记》记载，是让扶苏回咸阳参加丧事。
这道诏书并未明确说明要让扶苏继承皇位，但在当时的礼制下，主持丧事的人就是丧主，而丧主通常就是继承人。
然而，这道至关重要的诏书被赵高扣压了下来。
赵高是中车府令，掌管皇帝的印玺和文书，秦始皇的诏书必须经过他的手才能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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