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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军队版本还是采用'运十’这一称呼，基于国家的强制命令，民航总局向上海商飞订购了首批一百架，要求以每年十架，并在十年内完成交货。
军队对于'运十’这类客机改军用运输机不是很满意，但也被中央强制要求订购，只不过运十还要进行一系列适应军队运输机要求的改进和升级，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几乎相当于重新设计了，预计五年后才能完成首架军用运十交付。
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国商飞（原上海飞机制造厂）来说，民航总局的这批订单，无疑给予了他们巨大的信心，从飞机总师到全厂员工，接到订单的那一刻，全都高兴得眼泪汪汪，这么多年来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工厂能活下去了。
现下的国内与历史上的八十年代初已然不同，随着国内经济的大发展，国家民航需要客机来满意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民航总局原本ㄦ窝説禺要从秈排国购买一百架波音民航飞机，可他们的报告打上去之后，中央便直接强制他们买国内的c912。
民航总局倒了一堆苦水，说什么国外飞机更先进，而c912还没有取得美西方的适航证，恐怕飞欧美会遇到困难，然而中央根本不听他们的，中央告诉民航总局，美国的一百架波音可以继续采购，但美国政府必须认可c912，否则这批交易就取消。
不得不说，时下欧美就搞起了适航证，但还没有90年代后那么夸张，苏联的民航客机都照样飞美国，也不见美国人如何，现下正值中美蜜月期，美国人凭什么不给中国飞机发适航证?
中央的推测是成立的，欧美对于中国搞出波音707水平的民航客机，神经是紧绷的，甚至恨不得搞死中国的这款客机，可问题就在于，他们当前并没有这个能力，中国的民用航空市场并未对欧美开放，他们要搞死中国商用飞机，首先得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这是商业战略。
因此，无论从商业战略，还是现下中美间的国家战略，都不允许美国直接封掉中国的民航客机。
中美关于适航证的事情正在谈判之中，这时中国与欧洲的谈判却非常顺利，它们快快乐乐的给中国颁发了适航证，这让美国人不由得大怒。
原来中国是欧洲空客的第二个客户，它们的首款a300客机1974年投入商用，1978年美国买了第一架，欧洲人正在努力开发世界市场中，中国买空客飞机，欧洲给中国适航证，这完全就是一笔交易，欧洲人的反水让美国人怒急了，但他们又不能拿欧洲人怎么样，再加上中国的订单若他们不要，那中国铁定买空客，此后空客的实力必然暴涨，相比于还是幼苗的中国商飞，空客的竞争压力更大，于是美国选择捏着鼻子认了，中美双方关于适航证的谈判仅用了三个月就完成。
中国民航向波音采购的飞机降到了八十架，剩下的二十架订单给了欧洲的空客公司，至此三家皆大欢喜。
三方谈判刚一结束，中国商飞公司就接到了第一笔海外订单，印尼总统艾地指示印尼政府从中国订购五架c912，其中一架将成为他本人的座驾。
1980年中国gdp达到8300亿美元，年增速达15.2%，人均gdp突破800美元，达到860美元，其总体达到了千年水平，中国政府在新一年的宣传中也改变了过去的“苦难’宣传，而是提出了'全民致富奔小康’的新追求。
国民生产总值越来越高，分配的矛盾则更加突出，富者愈加富有，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全国居民家庭存款五万元及以上家庭有1600万户，总存款额约九千亿元;一万至五万元的有2100万户:而占全国多数的家庭存款额不足万元者，约有1.8亿户，全国约八成的财富掌握在不足二成人手中。
这个数据引得中央震怒，邓主席指出:'如果我们努力建设的社会主义，最终财富只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就褪了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工作就是失败了，人民不会满意，人民迟早要起来革命，革掉这个假的社会主义。
邓主席的犀利发言引起全国大震动，很多人认为国家又要来打土豪了，特别是那些富人不由得惶惶不可终日，一部分吓得疯狂移民，而另一部分富起来的人则也不敢再投资，他们觉得自己赚钱赚到最后，恐怕连命都丢了。
邓主席也发现之前的发言太过火，于是立即进行了补救，他再次指出:“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快，起来了一批人，但更多的人民仍旧很穷，全国占三成的农村家庭存款不足三千元，七成不超过一万元，这样的分配是不合理的，国家要进行改革，要让全国各个阶层都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他还说:“这个改革，不是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那个做法在现在也是不合适的，而是要从制度上建立新的分配体制，要将分配糐体制设计得更加合理，也要最大程度的体现社会主义相对公平原则。
中央很快拿出了一系列举措，首先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包括学杂费、书本费再内的所有费用全部予以免除，对全国学生实行'营养餐补、贫困生等补助政策’，提出学生每日'一餐一蛋一奶’营养计划，国家为农村地区每个学生每日补贴1.5元，城市2元。
别看只有一块多，需知现下一枚鸡蛋才一毛钱（历史同期五分），牛奶一瓶六到八毛，猪肉两块一斤（历史同期一元一斤），一块五的补贴能让全国学生吃得很好了。
其次，全国制订了新的税收及户籍政策，国家全面实行个人所得税额制，对于超过一定比例的收入群体开始征税，起征点为月收入五百元，如此一来全国九成的人都不需要缴税，但那些高收入者则要缴。
个税也实行分级制，月收入达到五百元时，征税额为零，一千元以下征税额为3%，一千到三千为7%;三千到五千为15%;五千至一万为20%;一万至三万为25%;三万至五万为30%;五万至十万为35%;年综合收入超过三万者一律按个税标准征收。
年收入五十万及以上，按45%最高额统一征收。
国家正式实行弃藉税征收制度，凡中国国民放弃国藉者，一律进行全球财产征税，年收入超过十万，或综合财产超过一百万，放弃国藉移民者，凡不能证明其税务在中国已完全缴清者，即行对其财产实行征税，最低为27%，最高为45%，若发现偷漏税，则罚没所有非法财产，并依法惩处。
1981年初，经全国大会审核通过，国家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从1981年起，中国正式取消农业税，禁止全国各地向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摊派，而国家之所以取消农业税，完全是因为工商业税早已超过了农业税，继续征农税，只会让贫困农村的面貌难以改变。
这一举措刚出台，全国农民可谓是欢天喜地的奔走向告，中国几千年来，还从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放弃过对农业的征税，而现在农民身上的所有税收全没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善政，但这一善政的背后，却是地方政府的极大不满。
农税对于绝大多数地方来说都是重要的税务，国家现在给免了，地方发展的钱从哪里来?他们不满，但中央却决心已定，至于地方发展的资金，国家自然也有规划，中央财政会拔付大部分，也允许地方发行适当的公债，而后便是土地财政政策的实行等。
再加上国家为了人民币贬值的需要，开始超发货币，1981年，央行超发人民币三千亿元，成功的将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到2.6:1，这些钱作为国家固定投资，分配到全国各省，再由省分配到地区县三级，加之国家的投资和外债，平均下来每个县都能分到1到2亿元。
1981年全国工人月平均工资达到200元，仅仅两年时间，中国工人月收入就翻了四成，工人收入提高了，农民没了税手上的钱也更多了，社会的消费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不知不觉中，农村里的摩托车多了起来，电视机则更多了。
到1981年结束之时，全国农村地区家庭电视机普及率已达27%，1983年达到40%;1985年突破50%，全国电视、家电等电子半导体商品的生产空前繁荣，仅电视行一个行业，全国就催生了一百多个品牌，全国上下游制造工厂数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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