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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去年，有一次和父母聊天，谈及我们生活了很多年的县城里的熟人，父母才漏出来，原来那年我并没有考上县中，是一位管文教的好心的副县长说情，又因父母都曾在县中执教，这才得以破例。
此事父母瞒了我将近三十年。
如今想来，若是当时知道自己分数不够而进了县中，幼小稚嫩的心灵是否会早早背上一个耻辱的包袱呢？
我的初中时代是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
那几乎是我一生中最抬不起头来的日子。
我父亲被下放到苏北黄桥中学任教，全家跟随迁去。
三年中我总是为同一样事情困扰：如何应付那一次又一次忆苦思甜的班会和作文。
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心中时时在流血的伤疤，我躲闪着遮掩着尽力不让我的同学知道。
但是我不敢谎报出身，说自己的祖辈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总让自己的言词模棱两可，在剥削与非剥削的边缘之间滑来滑去。
那几乎是一场出色的智力游戏，我不能不赢。
我在那期间日益变得聪明起来，并且打下了日后当作家写小说编故事的基础。
初中毕业，正逢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暂时的停歇，全班除我之外，全部放弃高中，参加了工作分配。
那期间父亲被关在县里的一个学习班上，让我继续升学的决定是母亲几夜不眠之后独自做出的。
没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想像不出我母亲当年做出这个决定的艰难：不升学能够进厂，升了学很可能两年后毕业下乡。
这是关系到女儿一生命运的选择，我母亲的焦虑和徘徊想来不亚于中世纪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感谢母亲当年的决定。
母亲是教师，教师的心目中，大概再没有比读书更要紧的事情了吧？
我升高中没有考试。
“文革”
期间没有升学考试这一说法。
高中一年级，我一次次打报告要求入团，一次次被拒绝。
眼泪咽进肚里，化作一种不屈的自尊，使我憋足劲儿在班上拿学习第一。
到高中毕业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物理、化学，总共六门功课，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
那时候考试是我最愉快的日子，因为我只有通过考试实现自身的价值。
我清楚知道毕业之后的出路便是下乡，唯其如此，学习对于我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悲壮，是一种既苦涩又甜蜜的说不出来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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