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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行动实际上反映了俄国对领土扩张的野心。
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伪政权，严重威胁到清朝对新疆的统治。
但随着左宗棠领导下的西征军逐渐收复失地，包括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清廷开始考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犁问题。
1878年，左宗棠多次向朝廷上书，提议设立新疆行省并收回伊犁，同时要求引渡叛乱分子胡里和白彦虎等人。
期间，他也尝试与俄国方面直接沟通，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随后，清廷派遣崇厚前往俄国谈判，但因对方提出苛刻条件而未能达成协议。
崇厚被迫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内容对中国极为不利，引发了国内强烈不满。
左宗棠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皇帝阐述了其观点，认为不应轻易割让国土以求和平，主张应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若失败则准备武力对抗。
鉴于此，清政府决定重新派遣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与此同时，左宗棠积极筹备军事行动作为后盾。
他将部队分为三路向伊犁方向推进，并亲自坐镇哈密指挥全局。
在哈密期间，除了加强军队训练外，他还致力于改善后勤保障，如修路、屯田等措施，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足准备。
这些举动无疑增加了中国在谈判中的筹码。
面对清军的强大压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俄土战争刚结束），俄国最终选择妥协。
1881年2月24日，在曾纪泽的努力下，《中俄伊犁条约》正式签署。
根据新条约，虽然中国需支付更多赔款且丧失部分领土，但仍成功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同时也在领事权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恢复。
对于这一结果，左宗棠内心复杂，既认可了曾纪泽所做出的努力及其对国家利益的贡献，也表达了对未能完全实现目标的遗憾之情。
七、外放两江1881年，左宗棠被召至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负责管理兵部事务。
在北京期间，他积极参与了多项国家大事的处理，包括练兵、治理黄河水患以及禁烟运动等。
然而，由于与同僚之间存在意见不合，加上自身并不习惯于中央政府的工作方式，使得他在京城任职的经历并不十分愉快。
同年10月，鉴于其卓越的行政能力和以往在地方上的成功经验，清廷决定调任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两江地区指的是今天的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且对外交流频繁的重要区域之一。
到任后，左宗棠立即着手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促进当地发展。
其中包括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盐务进行整顿以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开展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加强海防建设以抵御外来威胁等。
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882年沙俄正式归还伊犁之后，左宗棠第五次向朝廷上书建议在新疆设立行省。
他认为，鉴于新疆刚刚收复且西征大军尚未完全撤离，此时正是建立省级行政区划的最佳时机。
通过设置正式的地方政权机构，不仅能够更好地巩固边疆安全，还能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的步伐，有利于实现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和长远规划。
经过多次恳切陈词，最终说服了清政府采纳其建议。
于是，从1883年起，有关新疆建省的各项准备工作陆续展开，直至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省正式成立。
八、督师抗法1883年，中法之间的紧张局势因越南问题而急剧升级。
法国试图加强对越南的控制，并意图通过越南进一步向中国南部扩张其势力范围。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左宗棠敏锐地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他不仅上奏清廷详细分析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可能引发的后果，还主动请缨前往前线督军作战。
与此同时，为了增强军队实力，他还命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组建了一支名为“恪靖定边军”
的部队，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冲突。
尽管清政府同意了他的部分提议，但出于对左宗棠健康状况以及战略层面考虑，并未批准他亲赴前线指挥。
随着中法战争的爆发，尤其是1884年马尾海战后中国海军遭受重创的消息传来，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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