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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李侍尧因此受到了降职处分，并被调回京城暂时管理工部事务。
这次事件不仅反映了李侍尧在官场上的艰难处境，也揭示了当时朝廷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
尽管如此，李侍尧并没有因此失去乾隆帝的信任。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又被调任为刑部尚书，继续在中央政府发挥重要作用。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李侍尧再度回到两广总督的岗位，并承袭了二等昭信伯的爵位。
三、用兵西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朝军队开始对缅甸用兵。
为了增强周边国家的支持，清廷命令李侍尧向暹罗（今泰国）传达檄文。
当时暹罗正处于动荡之中，由甘恩敕控制。
李侍尧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宜直接向暹罗传递檄文，而是决定采用更为灵活的手段，私下里向暹罗各部落首领传达信息，要求他们秘密侦查缅甸的军情，并鼓励他们进入缅甸捉拿缅王。
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得到乾隆帝的认可，李侍尧的行动也因此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与此同时，丰顺地区出现了一位名叫朱阿姜的乱民头目，他密谋发动叛乱。
李侍尧得知情况后，立即派遣人员前去抓捕，及时阻止了一场潜在的动乱。
这一行动展示了李侍尧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果断和高效。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李侍尧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的高位，但仍留在两广总督的职位上。
这一年，安南（今越南）发生了内乱，清廷命令广西的镇守和道员加强防御，以防内乱波及清朝边境。
李侍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确保了边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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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年（1775年），广东地区出现多起民众结党起事的情况，兵部对此展开调查，并追究武官的失职责任。
李侍尧认为，如果过度追究武官的责任，可能会导致他们畏首畏尾，反而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他上奏乾隆帝，建议慎重处理武官的责任问题，以免造成更大的隐患。
乾隆帝认同了李侍尧的观点，并下诏嘉奖他的忠心和办事能力。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李侍尧被任命为云贵总督，负责处理与缅甸相关的事务。
他在处理“缅甸遣越州民入关为谍案”
时表现出色，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赞赏。
这一时期，李侍尧的仕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缅甸再次派遣腾越州的民众潜入清朝境内从事间谍活动，李侍尧迅速采取行动，将间谍抓获并送往京城。
随后，他建议在永昌和普洱等地增派兵力，加强边境防御。
虽然乾隆帝最初对此表示怀疑，但在李侍尧坚持下，最终同意了在杉木陇设立大汛，并调派腾越的士兵五百人前往驻守。
同时，在千崖设立小汛，调派南甸的士兵二百人驻守，并分兵把守虎踞、铜壁等重要关卡。
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西南边境的安全。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南粮储道海宁向朝廷举报李侍尧贪纵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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