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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当时在王国良他们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和强烈的反响。
要命的是，这位杨老师当时正是申请入党的关键时刻。
因为这件事他还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支部书记说“这个就不进档案了”
，这位杨老师心里的石头才算是最终落地。
但是因为这件事，他还是被调离了课堂理论教学岗位照顾到王国良他们的实训部门。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就断了“星期日程师”
的念想，不管是谁来相请，再也没有出去做过技术諮询这一方面的工作了。
另一位老师，姓郭，是高级工程师，老家江苏常州。
当时他老家的乡镇企业刚起步时，就不断有人通过亲戚辗转找来找他，因为他过硬的技术，又恰好是当地所迫切需要的，家乡政府甚至愿意出10万元一年的高收入来请他回去办厂。
要知道这时候王国良他们这些具有中级职称的老师的月工资也不过数十元，所以说这就是相当大的诱惑了。
但是这位老师和家人却很乾脆就拒绝了。
道理很简单，上海大国企和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的高级工程师，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上海户口的。
只是一推再推，却是乡情难却。
郭老师只好答应在节假日，力所能及地私下里为家乡帮帮忙。
王国良和这位郭老师因为工作关係接触比较多，私下里关係也还不错，知道他曾经在海外留学多年，在船舶电子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两人曾经还就“星期日工程师”
的现象，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两人之间在私下里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
按照这位郭老师的说法，兼职在外国很普遍的。
在国外，一位大学教授兼职公司顾问是常有的事。
他认为国內科学技术人员业余兼职，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当时王国良甚至曾经问过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业余兼职一定会影响到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吗？
这位高工老师当时一愣，想了想，接下来细数了他本职工作的成果：这几年他在本单位的课题和项目照样完成，从未耽误。
最后他说的很直接：“知识分子这点起码的精神文明和觉悟，我们还是有的，好伐？再说，单位管理上可以再严格一点，这些不应该发生的事不就是很好解决了吗？”
郭老师告诉王国良，为了农村经济的振兴，许多科技人员放弃一个个休息日，奔波於市区与乡镇企业之间。
他们中有的人身体不好；有的下乡前把孩子託付给邻居；有的一次次骑自行车到郊区。
当时说著说著，这位郭老师情绪明显上来，反问：“现在，社会上对『星期日工程师的看法褒贬不一，贬的占大多数。
那我就有要问一句了，他们这般辛苦，这般成就，却好像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一样，还要被迫『保密。
这样奇特的现象，王老师你觉得正常吗？”
王国良从来没有过“星期天工程师”
的经歷，对郭老师这时候的心情自然无法完全体会和理解。
但是对於“星期天工程师”
这种社会现象，从內心里来说他还是觉得有它存在和发生的原因和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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