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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事事吃亏，总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渐渐地就会心理不平衡，于是就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一定要分辩个明明白白。
结果，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自己想得到的也照样没有得到，这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
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
当时也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
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
另一个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作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
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
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
宓子贱说：“今天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
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
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
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在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乡中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
得与失应该如何舍取，宓子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要忍一时的失，才能有长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中国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
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
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文，担任楚国的令尹。
这个人三次做官，任令尹之职，却从不喜形于色，三次被免职，也怒不形于色。
这是因为他心里平静，认为得失和他没有关系了。
子文心胸宽广，明白争一时得失毫无用处。
该失的，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越得不到，心理越不平衡，对自己毫无益处，不如不去计较这一点点损失。
患得患失的人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
其实人生百年，贪欲再多，官位权势再大，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善，就幸福吗？过于注重个人的得失，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目光短浅。
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
如南朝梁人张率，12岁时就能做文章。
天监年间，他担任司徒的职务。
他曾派家中的仆人运3000石米回老家，等运到家里，米已经耗去了大半。
张率问其原因，仆人们回答说：“米被老鼠和鸟雀损耗掉了。”
张率笑着说：“好大的鼠雀!”
后来始终不再追究。
张率不把财产的损失放在心上，是他的为人有气度，同时也看出来他的作风。
粮食不可能被鼠雀吞掉那么多，只能是仆人所为，但追究起来，主仆之间关系僵化，粮食还能收得回来吗？粮食已难收回，又造成主仆关系的恶化，这不是失的更多、更大吗？同样，唐朝柳公权，他家里的东西总是被奴婢们偷走。
他曾经收藏了一筐银杯，虽然筐子外面的印封依然如故，可其中的杯子却不见了，那些奴婢都说不知道。
柳公权笑着说：“银杯都化成仙了。”
从此不再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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