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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他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
这与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
但是，史迪威认为美国需要的“另外一个人”
——取代蒋介石的领袖人物暂时还没有，只有“一群人”
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说到史迪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在中国的海峡两岸都有一种误解，似乎史迪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甚至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败出大陆的祸根都是史迪威种下的。
其主要的文字依据是史迪威写的如下这段话语：
我根据我的所见来评判国民党与共产党：
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黑市，与敌人做交易。
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
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
参加管理。
实践诺言。
但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怎样的呢？曾经在美国驻外处当过中文翻译官的历史学家巴斯先生认为：“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说成是富有同情，但是这是基于无情的军事权宜之计的逻辑。
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这点。
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的外交官之所以关心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人作出尽可能大的努力来抗日。”
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真知灼见，而且这种关系还会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而变化。
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
，回到重庆不久就给史迪威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目的是“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
。
很快，这份报告的副本被送回美国，转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批示赞同，遂通知蒋介石：
蒋介石认为这一定是史迪威的建议，因此愈加憎恨这位参谋长。
对此，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
他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
他看不到中国的大众把共产党人当做唯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以及戴笠的盖世太保的恐怖，还有贪婪、腐败、任人唯亲，更多的税收，毁灭了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所有人权。”
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对蒋介石采用拖的战术对付美国总统的建议深表不满，决定把曾给自己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派做使团团长，并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待命进入延安。
由此开始，就更加深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不久，在日本“一号作战”
的冲击下，山城民主潮流日渐沸扬、高涨。
蒋介石为确保统治无虞而关押、杀害了一批所谓谋反的少壮派军官之后，四大家族内部的权势之争又愈演愈烈，甚至连蒋介石和宋美龄婚变的宫闱秘闻也被当做新闻曝光，成为山城各界人士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
恰在这时，曾经为美国政府写过《蒋的家庭纠纷》报告的约翰.谢伟思和重庆的一个共产党的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时在重庆工作的乔冠华患了重病，急需输血。
“而当时的中国人，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一般都不愿意献血。
他们认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给了别人。”
这时，谢伟思从乔冠华夫人龚澎那里获知乔所处的险境之后，便表示自愿献血。
“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
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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