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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版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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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写于上个世纪末的文字——《灵之舞》《人之镜》《灵魂之旅》，在今天看来还有再版的必要，这使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当年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曾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
，认为有一天不再有人看他的文章和书了，中国就有救了。
但时至今日，鲁迅的书还是畅销书，未听说卖不掉的，先生应该感到无比失望了。
我当然不敢自比于鲁迅，但至少同样在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当年先生的那种期望，反而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
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想也许是我和先生的立足点已经不同了。
先生当年是想在一代或两代中国人之间来完成“改造国民性”
的工作，当然会认为两代人之后如果还有人热衷于读他的书，就说明他的计划的失败；而我的立场已从“国民性批判”
转移到了“人性批判”
，认为我写书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的素质，这种植入是不能通过遗传固定下来的，也不能搞一场运动来普及，而必须每一代人用自己的努力去不断争取。
我不过是以我的经历和体验，为这种努力做一种实验，以对得起我的时代。
当然如果这种实验对旁人也有启发，我会十分高兴，并且我坚信，凡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必定会给人带来启发，不仅是给中国人，而且是给一切人。
但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拯救别人，而是为了拯救自己。
邓晓芒
二○○九年七月十日，于珞珈山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2]陶渊明：《饮酒》。
[3]鲁迅：《野草·题辞》。
[4]周济：《宋四家词选》，转引自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179页。
[5]转引自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6]“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见《荀子·解蔽》。
[7]参看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商务印书馆l980年版，第109页。
[8]参考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7页；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2页。
[9]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页。
[10]桓谭：《新论·形神》。
[11]王充：《论衡·论死》。
[12]古希腊赫拉克利特也从“火”
这一万物之本原中悟出了“一切皆变”
的道理。
[13]维特根施坦：《逻辑哲学论》，6·52及6·4312，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6页、第97页。
[14]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曾把一切变化归结为偶然的“原子偏斜”
，并拒绝指出偏斜的原因。
西塞罗嘲笑他说，“对于一个物理学家再也不会发生比这种说法更可耻的事了。”
青年马克思则为之辩护道：“首先，西塞罗所要求的物理的原因就会把原子的偏斜运动拖回到决定论的圈子里，而偏斜运动正是要超出决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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