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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一种“哲学家的羞愧”
。
这一切，都有赖于自我意识的自居作用，取决于主体的我对客体的我有什么样的角色要求，取决于人的表演性。
羞愧在一定程度上（因人而异）就导致脸红，这最明显地体现了羞愧的表演性。
脸红就是在外人面前拼命地想要把自己的外表变成一个面具，以便使自己退缩到自己的内心，有如蜥蜴的自断其尾。
当我对自己感到羞愧，主体的我不愿认同客体的我时，别人却仍然通过客体的我来把握主体的我，因而在别人的注视面前，我感觉到客体的我似乎被抓住了，无法逃脱。
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住，而企图逃离这个躯壳，于是在内心与外表的界面上，就出现了一种紧张，一种挣扎，一种绝望的撕掳，以至于血液涌上了面部；而这种自我感觉反过来又更促进了“被抓住”
的感觉，不但是自己被别人抓住，而且是主体的我被客体的我抓住，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要逃离自身的欲望。
所以脸红如果不及时终止，就有一种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倾向：人越是意识到自己在被迫表演，就越是不愿再继续表演，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表演是人的本质结构），于是他不得不想法通过对客体的我加以调节，来重新达到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相同一，但这种想法仍然是被迫的，这就使他的调节本身显得做作和不自然。
当一个人不注意自己的表情动作和姿态时，一切都是那么自如，他的外表就是他内心的自然流露，一个眼风、一举手一投足，都直接表达了他这时的情绪和心情。
可是当他对自己的举动失去了自信，因而试图来控制和设计这些举动时，事情就越搞越糟，这些举动变成了被动的、机械的、缺乏表达性的、易被“抓住”
的，它们越发不能令人满意，连平时驾轻就熟的动作，这时也显得笨手笨脚了。
只有当外人离去，“被抓住”
的感觉消失，一切才又恢复正常：他松了一口气，他累极了。
脸红和不自然都是一种不愿表演的表演。
人企图使外表与内心隔离开来，或用外表把内心掩盖起来，而这种企图恰好在外表上得到了泄露。
它是一种有意识所带来的无意识表露，越是有意识，就越是难以控制，——这就体现了人的“此在”
的悖论，即人的存在的表演性悖论。
这种有意识的窘境只有通过无意识，通过对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有意无意的！
）削弱、注意力的转移和分散，一句话，通过“自欺”
，才能得到拯救。
任何人大约总会有羞愧的时候，但有的人善于掩饰和转移，有的人善于自欺。
演员的一项基本功，就是培养这种“有意识的自欺”
能力。
康拉德·朗格甚至将有意识的自欺提升为一条最根本的美学和艺术原理[39]，它能使艺术创造中的不自然和机械性、人为性痕迹瞬间消除。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或许还依赖一定的天赋、气质。
但一个最害羞的人，一旦去掉心理上的压力，或环境条件有所改变，也可能意外地成为极好的演员。
相反的，我们也发现，演员最难表演的也正是脸红，因为要表演这“不愿表演的表演”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
羞愧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自我折磨。
自杀的人中或许有一半并不是由于绝望，而是由于羞愧，由于要彻底摆脱这个自己厌恶的自我，由于要向世人证实自己与这个人们所见到的自我客体终归不同。
即使不自杀，羞愧也使人把自己的生活造成了一个地狱。
然而，羞愧又是人性的基本标志之一。
孟子曰：“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骂人“不知羞耻”
，犹如骂人“不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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