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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其所至，实亦不过为考史之学之一部。
柳翼谋《中国文化史》：“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
然吾谓乾、嘉诸儒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
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
诸儒治经，实皆治史。
或辑一代之学说，如惠栋《易汉学》之类。
或明一师之家法，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之类。
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
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
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如江永《仪礼释例》，凌廷堪《礼经释例》之类。
或著专例，如任大椿《弁服释例》之类。
或为总图，如张惠言《仪礼图》之类。
或为专图，如戴震《考工记图》，阮元《车制图考》之类。
或专释一事，如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胡匡衷《仪礼释官》之类。
或博考诸制，如金鹗《求古录礼说》，程瑶田《通艺录》之类。
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
即今文家标举《公羊》义例，如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凌曙《公羊礼说》之类，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
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
惟限于三代语言文字制度名物，尚未能举历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则尚有待于后来者耳。”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在今估计，还有许多缺点：一、研究范围太狭，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
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
有汉、宋学的分家，有今、古文的分家。
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
学问的进步，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
前者靠精勤的工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
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
宋、明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六朝、隋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用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
清朝的学者，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
我们如要想提倡古学研究，应该注意：一、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注意系统的整理，三、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要其风尚所归，略与两汉经生及隋唐注疏、翻译同其情趣。
整理积叠，以贻后者多。
空所依傍，自辟户牖，殆非所长。
以视夫先秦、魏晋、宋明诸朝，直抒己见，称心而道者，则为不同道也。
此则清代汉学之大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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