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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早已指出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机制称为“自我身份认同的否定性形成”
。
他注意到，在青春期少女的“自我身份认同扩散综合征”
中，可以看到她们带着绝望感的尝试，有的少女走向卖**，通过越轨行为来惩罚“什么也不是的自己”
，从而确认“还是点儿什么的自己”
。
他还注意到，这些少女大多出身于牧师、教师类家庭，父亲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
在父亲面前弱小无力的她们，通过自伤自罚向父亲复仇。
我们可以发现，埃里克森指出的事实，与清水千奈美在《不能告诉父亲的事》（1997）[10]一书中揭示的现象很相符。
清水从她的信息提供者们的报告中发现，在思春期由于父亲的性接近而留下不快记忆的女儿中，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比例尤其显著。
公务员的职业，既带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同时又是谨小慎微而伪善的。
他们对女儿的性接近，也是因为除女儿外没有其他可以接近的对象。
这么看来，在樱庭一树的小说《我的男人》中，主人公父亲的职业为“海上保安厅职员”
，也颇具深意。
既非“父亲的女儿”
亦非“母亲的女儿”
“父亲的女儿”
，会重复生产父权制下的“父亲的女儿”
。
做“父亲的女儿”
，意味着甘心忍受自我厌恶和性别压抑。
我们必须切断这种恶性循环。
可是，要想从“父亲的女儿”
转换为“母亲的女儿”
，绝非易事。
只要母亲依然充当父权制的代理人，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就不可能和谐；反之，如果母亲想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女儿又会目睹她受到父权社会的严厉制裁。
将母女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来思考，是从女性主义开始。
我们从中懂得，母女关系绝非顺畅如意。
正如田岛所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
。
要想脱离“父亲的女儿”
，应该是拒绝“二者择一”
的任何一种选择。
为了脱离近代父权制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放弃“母亲”
“女儿”
的角色。
因为，在现代父权制家庭中，“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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