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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威胁要炸掉电台，新新公司经理只回了一句话：“声波比炮弹更有力量。”
官方电台抓舆论，民营电台赚流量。
30年代的上海是全国民营广播的中心，巅峰时共有40多座电台，占全国总数一半以上。
亚美、大中华、新新等电台各有赛道：
有的全天播越剧、评弹，牢牢抓住中老年听众；
有的主打时代曲，周璇、白光的新唱片刚录好，当天就能通过电波传遍全城；
还有的开了广播剧连载，《啼笑因缘》每天播一集，听众准点守着“追剧”
，大结局那天，不少茶馆直接停了评书改播广播剧。
广告是民营电台的命根子。
绸缎庄、茶号、西药铺抢着黄金时段投放，播音员念广告软磨硬泡，“听三国，喝汪裕泰龙井，提神醒脑，回味无穷”
，比店铺伙计还会推销。
很多老字号就是靠广播火遍了上海滩。
最风光的当属“播音小姐”
。
她们声音甜美，会聊天、会点歌、会念广告，头牌月薪能到200大洋，比普通工人高十几倍。
不少女学生、电影演员都兼职做播音，吴莺音本来是护士，瞒着家人用艺名在电台唱歌，火遍全上海时，家里人还蒙在鼓里。
听广播、点歌曲、追播音小姐，成了30年代上海市民最时髦的日常消遣。
抗战全面爆发，广播瞬间从娱乐消遣，变成了救亡图存的武器。
淞沪会战、南京沦陷、武汉会战……每一次战局变化，都通过电波第一时间传遍全国。
电台里不再有软绵绵的流行歌，取而代之的是救亡演讲、抗战歌曲、前线捷报。
田汉的救亡台词，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顺着电波传到工厂、农村、战壕，听得人热血沸腾。
四行仓库保卫战时，谢晋元让通讯员用小型电台对外联络，上海各电台每天转播八百壮士的战况，一句“誓与四行共存亡”
，激励了无数青年当场报名参军。
国民政府把中央电台迁到重庆歌乐山，发射机房修在山洞里，三尺厚的钢筋混凝土能扛500磅炸弹，日军轰炸了几十次都没能彻底摧毁。
随后又在昆明建起50千瓦大功率短波台，不仅用国语、粤语、闽南话播音，还开了英语、日语、越南语等外语频道，专门做国际宣传，争取盟国支持。
更特殊的是，这座电台还承担航空导航功能，飞虎队执行轰炸任务时，就靠收听电台信号校准航向，成了看不见的空中灯塔。
沦陷区里，广播成了敌我争夺的主战场。
日军占领上海、北平后，立刻接管当地官办电台，推行奴化宣传：天天播“大东亚共荣”
“中日亲善”
，强制插播日语教学，还故意放靡靡之音，想消磨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可民间的爱国电台从没停过。
地下工作者偷偷架起几瓦功率的小电台，夜深人静时就转播重庆、延安的广播，播报真实战况。
沦陷区的百姓冒着杀头风险，用棉被蒙住收音机，把音量压到最低，一家人凑在一起听。
听到捷报不敢欢呼，只能互相递个眼神；
听到噩耗就默默垂泪，心里的盼头却从没断过。
日伪天天开着测向车搜捕，拆了一座又一座地下电台，可电波就像野草，烧不尽，吹又生。
1940年12月30日深夜，延安王皮湾的土窑洞里，传出了清脆的报时声——不是钟表，是播音员用筷子敲搪瓷碗，“当、当、当，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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