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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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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居里安翻译过我的一些小说，是法国汉学家中文学译笔最佳之很多法国读者这样告诉我。
她还翻译和研究过沈从文、陆文夫、汪曾祺、史铁生、杨炼等等。
如果说翻译也是创作，那么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些中国作家已非真品，其实有一半是她的血脉，她的容颜。
最初见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
她套着一件深蓝色的肥大布袄，驾一辆半客半货的灰色工具车，从弥漫着光流香雾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匆匆驶过，奔赴某个书店或某个讲演厅里的中国文学。
三年后我在戴高乐机场再次遇到她，她还是穿这件衣，还是驾这辆车，依旧与脂粉这使人难以知悉——其实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于巴黎望族，亲属中有一串让法国小民惊羡的科学院院士、内阁部长等等。
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学术机关——法国科学院的研究员。
这种人不是最有朴素的权利么？
一九六八年人类理想主义的大年和热季，红色成了法国学子们的流行色。
他们向资产阶级的政府大厦挥舞着拳头，高诵毛泽东的语录，声援中国与越南，打起背包走向工人农民的贫困区……安妮的丈夫皮埃尔向我比画着讲述他们当年的狂热。
我怀疑安妮的中文学习，就是从毛泽东的小红书开始。
但她不喜欢中国的一些常用语，比方说“牺牲”
。
她说，她从不愿意用这一个词。
牺牲是什么？为谁牺牲？谁是享用牺牲的圣主？现代西方人不牺牲。
她更能接受中国的另一些话，比如“道可道非常道”
，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
。
于是，我看出法国当年的红色，在“牺牲”
这片透镜下，呈示出与中国红色不同的光谱。
她像不少法国人一样，有时谈论美国，就像谈论乡下某个突然冒出来的暴发户，而可口可乐，一般来说简直是浅薄粗野的赃证——虽然她如此诋毁友邦后总是礼貌地补偿一些对美国的赞词，但她谈论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国的寺庙和书法、中国山民的耕耘和图腾仪式，眼里总是闪耀着非礼貌亦非职业兴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后，抿嘴低下头去，起身去干别的什么，会心笑意仍开放于嘴角良久——这种侧面最能焦聚她的美丽。
有一次，她还愿意学做中国菜，切了点辣椒，切了点蒜，在同西红柿斗争的时候差点切了自己的手指，紧张得脸一直红到耳根。
她把这些东西煮成一锅，非中非西糊糊涂涂，如同比较文化热衷一些时髦论著。
最后我按捺不住，说还是我来做算了。
她的英文也好，几度在美国当访问学者。
但密布美国的卡拉OK令她好笑，美国人习惯于雇佣花工定期上门剪草浇花（此现象在法国大概也渐渐增多），使她不可接受。
在她看来，自己动手是一种自尊，一种光荣和乐趣。
她和丈夫忙碌家务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修整着绿茵小院，其实是清扫着培育尊严的精神净土。
她在中国最感不快的经验，是作为洋人处处受到的优宠，比方住特别的宾馆，在特别的窗口买车票，得到政府官员特别多的笑脸。
这不啻对她的侵凌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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