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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父亲死了之后，我们首先通报的亲戚就是他们——三伯伯当时就住在表哥那里，在北京某部队大院。
很久没有回信。
我问过母亲，不料她冷冷地说你说谁？”
我说大哥哥没有来信么？”
她说广回没回，我不晓得。”
我说他应该来信的。”
她说：“你以后不要提起他。”
我感到有点不妙。
后来才知道，大哥哥是回过信的，只是回信较戈冷淡，除了埋怨舅舅自绝于党和人民之外，没敢再说别的什么，甚至没有提到他母亲是否伤心。
整篇信还没有写满一页纸。
母亲当时没太顾及对方的处境，没考虑人人自危的整个政治大形势，一怒之下撕了信，又拿出两百多元钱，立马寄去北京，算是彻底清偿了这些年他们的资助。
她只是寄钱，没有写一个字。
其实我们家这时候并无还钱能力。
因为父亲的失去，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挣回钱，包括农场里的我姐。
父亲的积蓄也撑不了多久，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紧起来了母亲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好几次去打听有没有地方愿意雇人写大字报，但人家一看这家庭妇女的模样，都觉得这种谋职滑稽可笑。
她又想去给人家做保姆，遭到子女的全体反对，而且在一个革命化的时代，雇保姆似乎不是件光彩事，没有人给她提供机会。
每天晚上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整齐排列在桌上，然后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
我也帮她调派着这些小硬币，看着它们银光闪闪地列阵待发，心里十分踏实。
为了省钱，我们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以至我到现在还保留了嗜咸的恶习。
我们退了一间房，变卖了一些家具，直到上级机关最终办下了遗属抚恤卡，让母亲和我每月能领到一份钱，最困难的危机才算熬过来了。
父亲的政治结论仍然前景不明。
每到晚上，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总是不由自主地搂抱她的双脚，怕她离开我去当保姆，更怕她一时想不开寻短路。
节日和假日的时间漫长得令人生畏。
邻家来了客人，锅盆碗盏叮叮当当，笑语和肉香朝我家里灌，使我不得不关紧门窗，或者用铁锤敲打什么，发出些惊天动地的声音，以便扫**自己的心烦意乱。
这个时候母亲也不耐孤寂，会带我去街上走走，其实没什么目的，不是要买什么东西，只是把一个个商店胡乱看去，或者挤在充满狐臭和汗臭的人群中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能够在“文革”
之外来展开命运的想象么？不能。
因此我们只能在大字报中寻找希望，比方看到一些教授、演员、将军的自杀，就知道同难者众多，不幸遭遇彼此彼此，我们如果不因此而宽心，但至少可以少一些孤立之感。
比方我们还看到北京或上海的形势逆转，看到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批判，使曾经红极一时的派别正土崩瓦解，那么迫害家父的那一派是否也将好运不长？——这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暗自高兴的想象。
虽然我后来知道这种想象纯属无稽，发现那些迫害者还是在节日里炖出肉香，对什么人倒台了或者什么路线结束了，一点也不着急。
我们不能在大街上安居，因此我最害怕的时候是往回走，在凉粉担子当当小锣敲出的深夜里走回熟悉的大院，熟悉的楼道，熟悉的房门——咔嗒一声，门锁开了，一手推开满屋的黑暗。
我们怎么又回到这个小屋？我们为什么只能回到这个小屋？我拿这个漫长的夜晚怎么办呢？
三伯伯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长沙的。
我猜想表哥一接到钱就知道我母亲误会了，但很多事情没法明言，也不便由他这个军官来说，只好请老人走一趟。
三伯伯就这样带着四岁的小孙女南行，一路上停停走走，最后在一片荒地下车——据说整个铁路线处于半瘫痪状态，火车站被红卫兵占领，列车没法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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