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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色目特别是蒙古人入学与贡举的过份优崇，致使国学中二者生员冗滥，因而造成其贡举之途的壅塞。
吴师道特地策问蒙古、色目生员：
古者胄子之教，专为公、卿、大夫、士之子设也。
今国子学弟子员，有蒙古、色目、汉人之别。
蒙古、色目，宜任优崇，故沿牒而至者不限远外。
而蒙古之视色目尤优，牒保者不必其子孙弟侄也。
遂至滋多，混淆壅塞，其为朝臣者之子弟，乃或待次数年而不得进。
盖议法之初，未料其弊之至此也。
今欲循教胄之义，而适古今之宜，使序进者疏通而无弊，其何以处之？[7]
蒙古、色目人依恃特权，广牵博引，大量涌入国子学，这是生员冗滥、贡举壅塞的真正原因。
而且滥员充陈，也势必使国学难于施教。
华夷之别，本是儒学教育的传统命题。
而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汉族士子反而堕于被压制、受歧视的地位。
尤其是南人，在进入学校、参加科举、选任官员等方面处处受限。
吴师道正是南人，自不能无切肤之痛。
上述策问，虽然言辞都十分委婉，却切中时弊，指明元朝在学校和科举中实行四等人制带来的恶果。
近者贡士之外，复有遗逸之科。
盖深藏山林、高蹈丘园者嫌于自进，而有司不能尽举尔。
然夫子尝曰“举逸民”
，则古已然欤？三代时乡举里选之公，士之怀德抱艺者，未尝隐而不见，然耕莘、筑岩、钓渭之流，何以不与于贤能之书乎？汉之严光，唐之阳城、温造不可尚矣，其他不免钓采华名、捷径索价之讥，则为是举者，亦有得有失欤？国朝初年，征用儒雅，耆硕魁垒之彦，接迹于朝，当是时，科目未举也。
设科以来，得人可数矣。
特行负其言者，或出其间，别开是途，或足以矫之欤？人心浇讹，清议泯泯，彼方沮于进士之多艰，而幸于举牒之易得，纷然杂起，一郡动数十人，遗逸必不若是多也。
本以待特起之才，而反资奔竞之辈，真其人者必耻于同列，则遗逸愈不可得，其制法殆有可议者欤？诸生其明思以对，期于贤无遗而举不滥，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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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非但要从三代汉唐历史中，举例说明古代荐举的利弊，更需就本朝开科之后，荐举并行造成的不得人才、反资奔竞的弊病，提出可行的对策，以期达到贤者无遗而荐举不滥。
实际上，吴师道对荐举制的冗滥，早已深致不满。
他在《送吴学录德基序》中就曾叹息：
教官选坏久矣，未若隶各道者之尤甚也。
自屠沽负贩，以至贱隶杂色，无不得假是名者，可为吾道长太息……今之为是者，问其名则曰德行文学也，晦迹丘园也。
吁！
德行不可诘也已，遗逸之科，朝廷所以待特起之士，安用此嵬琐辈累十百哉！
妄伪风靡，廉耻道丧，必有任其咎者，而莫之敢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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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对元朝荐举制度的反感，在这段序文中已表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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