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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郑玄、王肃与朱熹《论语集注》在句读上有微细差异，要求国子生根据礼典，探究郑、王“揖让而升下，而饮”
，与朱熹“揖让而升，下而饮”
的不同，并说明朱熹不从郑、王之说的理由。
[8]这首策问，既有经典歧义的探讨，又有经文句读的辨析，更重要的还是指导学生对古代射礼的理解和会通。
《策问》还考问古代的社主制度。
社是土地之神，也是祭祀土地神的神庙，社主则是土地神的牌位。
古代典籍对于社主的记载多有分歧。
比如社主的材质，或言木，或言石，即使同一部《周官》，《大司徒》与《小宗伯》亦有所不同。
而言木者，有“三代之松、柏、栗，齐之栎，汉之枌、榆”
的差异；言石者，也有“吕不韦、许慎、崔灵恩之说”
之不齐。
又如社主的大小、形制，亦难以统一。
以往学生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义”
，因此，策问要求诸生“稽经而考古”
，不仅应熟诵经典之文，而且要穷究其义，考辨分明。
[9]应该指出，吴师道策问考察的命题，并非率意而为，多是他经过深入研究或考证、有所心得的问题。
比如社主制度，师道即有《社主说》一文，对古代典籍中的不同记载与历代诸家论说，进行过细致地考证辨说。
[10]
不过，考察古代礼制，并非吴师道策问的主旨。
通晓古代礼制的目的，还在于博古以通今。
因此，吴氏对于历代礼制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世的影响，都极为重视。
朝廷典仪，“所以辨君臣之等”
，是历代皇朝最为关注的礼典。
叔孙通率领弟子制定的朝仪，竟然使汉高祖慨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11]可见其对专制皇权的重要。
《策问》三十二考究古代朝仪，虽要求国子生根据经典，辨明周制外朝、内朝、燕朝的区别、位置和执掌，讨论东汉经学家郑众与郑玄注释的异同，了解汉、唐以来历代朝仪的变化，然其归结点，却在元代的朝仪：
洪惟我朝，制不相袭，惟正旦、天寿节御朝受贺，常日不复讲。
岂以为烦而止耶？抑以为果可废邪？万一修明旧章，则必将有考于此，有志当世者，甘出叔孙通诸生下乎？辄因是以觇博古通今之学。
[12]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肇兴朔漠，朝会燕享之礼，多从本俗”
。
世祖至元八年（1271），虽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但在很多朝廷盛典上，“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
[13]即便七十年后的至正初年，一年中仍止于正旦和天寿两节，天子才举行朝仪接受庆贺，平日则废置不讲。
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者而言，这不是厌倦繁琐礼仪的小事，而是朝廷能否放弃蒙古旧俗，遵行传统礼制的根本性问题。
策问要求诸生讲求“博古通今之学”
，了解古今朝仪的发展，寻找元代朝制的特点，以便朝廷一旦修明旧典，复行古制，即可有所据依。
显然，吴师道是以为汉代创立朝仪的叔孙通自任，期望能够推动元朝礼乐制度的改进。
除朝廷大典之外，吴师道还关注学校和地方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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