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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经制，破坏于秦。
汉定朝仪，杂采秦制。
鲁两生谓礼乐百年而后可兴，故文帝谦让未遑。
至于武帝，而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
然古制不复，君子不无憾焉。
天佑国家，光启文治，学校盛，贡举行，礼乐之兴，于其时矣。
厥今玑衡历象，太史掌之，舆图职贡，秘书掌之，至精至详，度越千古。
独太常礼乐，尚循近代之遗。
伊欲大备皇元之典，若之何而为礼？若之何而为乐？必有能明制作之本意者，庶几有补于明时。
[39]
吴澄指出，仁宗延祐之治，儒学兴盛，科举复行，礼乐制度的改革也适当其时。
元朝太史院制定的授时历，秘书监执掌的舆图职贡，都已经“至精至详，度越千古”
，只有“太常礼乐，尚循近代之遗”
。
不同时间，不同行省，吴澄与孛术鲁翀的乡试策问却不约而同提出礼乐的复古问题，其实并不偶然。
元朝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蒙古旧俗。
世祖至元八年（1271），始命刘秉忠、许衡制定朝仪。
此后，凡皇帝即位，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郊庙祭祀，群臣朝贺等，多用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
至于乐，则是西夏旧乐、金朝遗制与宋代雅乐兼容并蓄。
“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
。
[40]可见，恢复古代礼乐，固然出于儒家以上古三代为理想的传统思维，却也反映了元代礼乐古制与旧俗兼用的现实状况。
正所谓“古制不复，君子不无憾焉”
。
由此，两位考官方异口同声要求诸生，考本末与精粗，“明制作之本意”
，以期完善当代的礼乐制度。
吏治是古代皇朝政事的重要方面，尤其在以宿卫近侍和吏业循资为主要入仕途径的元代，官员缺乏正统儒学思想熏陶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眼光，文化素质较低，无社会责任感、道义感，只知刻薄百姓，聚敛营私，官吏的贪腐成为统治的痼疾。
因此，关于吏治的讨论，也是乡试策试的常见命题。
黄溍上都乡试策问，即提出“吏治非不严，而未能发奸擿伏”
。
[41]袁桷泰定三年（1326）江浙乡试策问，则以专策讨论官吏的贪廉。
策问指出：“用贤之道，治天下国家先务也。
人才之贤否，本乎心术之邪正。
邪正者，义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
袁氏列举儒家经典和汉代历史的诸多例证，探讨官吏贪廉与国家治乱的关系，说明“官吏之贪廉，其于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所系至重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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