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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估而粜者一万余石”
，又“籍其户为九等，得（施赈）粟三万七千六百石，以均赋饥人”
。
次年春，“二麦犹在田”
，吴氏又预先“建白廉访使者，转以闻中书、御史，得官粟四万石，赃罚钱七百三十定”
，并“劝分旁郡，得钞三万七千七百定”
，“以等第分与民”
，“三十余万人，皆赖以不困”
。
[13]由于亲自参与赈灾，吴师道对荒政利弊有切身体会，曾倍尝劝赈的艰难。
一方面，“民之诉不能自食者余五十万口，老弱累累，日数千百，拥府县门不去”
；另一方面，“豪民大家，方惧己削，显抗阴沮，怨怒谤讟群起”
。
以致师道曾与同事申彦直语“事之难，仰屋太息，继以痛哭”
。
[14]而为维持治安，制止军队横暴，吴氏又曾受到“必杀录事”
的死亡威胁。
因而，吴师道的乡试策问，绝非对时政的泛泛讨论，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荒政、治安二问，还只是吴师道对当朝急务的思考，至于他为江西乡试草拟的第二道备选策问，则展示出吴氏对文宗即位后朝政改革的期待和设想。
这首长达八百言的南人策问首先揭明：“有国家者，必稽古以为治；为子孙者，必视祖以为法。”
“远稽诸古，近法乎祖，而治道毕矣。”
策问明确提出复行常朝、设置谏官、确定给事中职掌、兼用钱币四项应当恢复的古制，参用南北士人、科举荐征并行两项应当效法世祖的旧制。
师道自至治元年中进士到天历二年的十年中，一直辗转地方郡县，尚未任职朝廷，但他以稽古制、法世祖为名，列举的朝政、官制、货币、铨选等多方面改革建议，却能切中元朝统治体制的积弊。
尤其是皇帝不常朝，政事取决于少数大臣近侍；币制混乱，影响经济、财政；歧视南士，“一宪府掾亦屏而不用”
等项，更是亟待更化的根本性弊端，反映了以吴师道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对朝政改革的深入思考。
策问最后曰：“诸君子平居问学，有志当世，察于古今之宜熟矣。
凡此历代之所不废，祖宗之所已行，有关于世务之要者，是用乐闻启告，以禆政化。”
[15]要求考生对改制发表建言，意在造成广泛的社会舆论，促成新朝更化。
然而，新即位的文宗并无意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吴氏的策问也自然束之高阁，未被主考官选用为当年的乡试策题。
二、注重士风经学
士人的风习时尚，经学的源流演变，关乎朝廷时政，也是历代策试的传统命题。
元代乡试中的汉人、南人策问，亦往往涉及上述问题。
至顺三年（1332）陕西行省的一道乡试策问，即以士风为题。
该策共设三问：其一，学以致用，自古而然。
《论语·侍坐》，孔子亦许仲由、冉求、公西赤为邦之志。
今科举之士，有志于用世，“当以何为体，以何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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