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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所以，江浙乡试在元代十七考区中员额独多，每届贡士43名，甚至超过大都路。
其中除蒙古5人、色目10人外，南人贡士28名，在可以考选南士的江浙、江西、湖广、河南四省中，也是名额最多者。
这道元朝首次乡试的策问，探讨汉人、南人最为敏感的经史时务策，显然考虑到江浙乡试的主要对象，是儒学和科举水平最高、参加者最多的南士群体。
上述两问，就是根据不同的考生群体而设计策试命题的突出例证，体现了元代科举应试者的多样性，以及乡试的地域特点。
[1]宋濂等：《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8册，第2364页。
[2]袁桷：《大都乡试策问》，见《清容居士集》卷4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1～2页。
[3]陈旅：《至正元年大都乡试策题》，见《陈众仲文集》卷13，元至正刊明修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37册，第296～297页。
柱后、惠文，古代御史所戴冠名，亦指代担任弹纠之职的御史等官员。
[4]参见班固：《汉书》卷76《赵广汉传》《张敞传》《王尊传》《王章传》，卷72《王骏传》，卷71《隽不疑传》，卷89《循吏列传·黄霸传》，卷77《孙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0册，第3199、3216、3226、3238页，第3066页，第3035页，第3628页，第3257页。
[5]陈旅：《至正元年大都乡试策题》，见《陈众仲文集》卷13，元至正刊明修本；今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37册，第296～297页。
[6]冯勉：《解试策》，见管森：《建德县志》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页。
[7]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志二·吴松江》，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636页。
[8]冯勉：《解试策》，见管森：《建德县志》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页。
[9]宋濂等：《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8册，第2386页。
[10]冯勉：《解试策》，见管森：《建德县志》卷19，清道光刊本，1825，第1～2页。
[11]黄溍：《江浙乡试蒙古色目人策问》，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2页。
[1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册，第24页。
[13]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志二·吴松江》，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635～1637页。
[14]宋濂等：《元史》卷130《彻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0册，第3163页。
[15]宋濂等：《元史》卷65《河渠志二·吴松江》，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6册，第1635～1637页。
[16]宋濂等：《元史》卷3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8、2023页；又见《元典章》卷31《科举程式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通制条格》卷5《学令·科举》，北京，中华书局，2001。
[17]参见本书附录五《元代乡试考区与贡士员额表》。
[18]欧阳玄：《乡试策问》，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7，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4～5页。
[19]危素：《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圭斋先生欧阳公行状》，见《危太朴文续集》卷7，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3，第7页。
[20]张廷玉等：《明史》卷285《文苑列传一·杨维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4册，第7308页。
[21]无名氏：《经史时务策问》，见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陈嘉基刊本，1696，第21～22页。
[22]陈栎：《经史时务策》，见《陈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陈嘉基刊本，1696，第22～25页。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二《时务源于经史》。
[23]参见胡长孺：《送忻都朱卢饶诸生会试京师诗序》，见叶盛：《水东日记》卷12，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1980，第127页。
[24]程端礼：《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见《畏斋集》卷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99册，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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