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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文。
而且,郝经在北还途中就已罹病,十二年四月到达燕京面见忽必烈,翌日世祖驾幸上都,留郝经于燕京就医看治。
七月十六日,郝经即以“宿疾复作”
去世,其间似无暇再更定自己的著作。
其次,《郝公行状》的作者苟宗道,是以书状官身份随同郝经出使南宋的郝氏门生,当年在仪真曾协助郝经改作三国史,并为郝书作《新注》。
如果郝经生前已决定改易书名,即使本人不及措手,苟宗道亦可助他改易原稿,而不会出现《自序》名为《三国志》,《行状》中却云“仍改曰《续后汉书》”
的矛盾。
再次,《陵川文集》卷首所载延祐五年元中书省移江西行省咨文,在提到郝经三国史时,亦称之《三国志》。
该咨文首引集贤大学士礼部尚书郭贯上奏云:“其平日著述,如《三国志》……《春秋外传》《一王雅》《陵川文集》等书,学者愿见而不得。”
要求刊刻郝经遗著以示表彰。
上书获中书省批准:“将郝文忠公遗文裒集梓行,诚有补于世教。”
其后,咨文又引怀孟路申,“今将《陵川文集》并《三国志》申解前去”
。
中书省收到之后,遂“将发到《陵川文集》一十八册、《三国志》三十册送付编修官蒲道源等,考较去后”
。
[18]这说明,延祐五年朝廷商议刊刻郝经遗著,到怀孟路郝氏家中查找遗稿,并上呈中书省转翰林国史院官员考较时,郝经改作的这部三国史仍称为《三国志》。
书名的变化应出自翰林国史院官员对郝经著作考较之后,由“待制赵穆、编修官蒲道源等官连呈”
中书省时,书名已改称《续汉书》。
[19]而且,当年七月江西行省儒学提举冯良佐在刊印郝经著作完毕之后,作《续后汉书后序》还特地解释说,“若夫《续后汉书》暨《陵川集》,则今所定称也”
。
[20]这就证明,郝经生前《三国志》的书名从未改易,《续后汉书》之名,应该是翰林国史院官员考较时所改,所以江西行省札付、冯良佐《后序》,才一致改称《三国志》为《续后汉书》。
至于《陵川文集》卷首附载的卢挚《郝公神道碑铭》、阎复《郝公墓志铭》和苟宗道《郝公行状》,以及《文集》卷29所录《续后汉书序》,都应当是江西行省刊印时所作的相应改动,而非原文如此。
还有一个佐证,郝经在拘留仪真期间,曾编订自己的诗文为《甲子集》,集中按文体分类,顺序为诗、赋、论、说、辨、解、书、传、志、箴、铭、赞、颂、序、记、碑志、行状、哀辞、祭文、杂著、宏辞、表奏、使宋文移等。
[21]而延祐五年刊刻的《陵川文集》,各文体顺序调整为:赋、诗、图记、论、杂著、文、哀辞、祭文、箴、铭、赞、说、书、记、序、述拟、奏议、碑文、墓志铭、行状、使宋文移。
说明翰林国史院在考较郝经著作时,不只是作了文字的考核校订,还重新编辑过文集。
书名的改易,说明翰林国史院官员认为,郝经三国史沿用《三国志》之名,有仍陈寿之旧的嫌疑。
不如像南宋萧常所著三国史,改称《续后汉书》,更能凸显蜀汉为继西汉、东汉之后又一个新的汉朝政权,也更符合郝经改作三国史、确立蜀汉正统的宗旨。
这一改变,虽无悖于郝经更正统纪的撰述本意,但是,翰林国史院官员并不认为郝经之书,可以取代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地位,则是显而易见的。
三、《续后汉书》的刊行与辑录
至元九年(1272)十月,《续后汉书》完稿于仪真。
两年后,元军大举攻宋,忽必烈遣兵部尚书廉希贤与郝经之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责问宋朝拘留使节之故,南宋被迫放还郝经。
次年四月,郝经一行回到燕京,入见忽必烈复命,七月即病卒家中。
郝经死后,他从南方带回的著作悉藏于家,未曾刊行。
据元中书省咨文,仁宗延祐中,郝经门生礼部尚书郭贯上书朝廷,提出郝经以国信使出使宋朝,被宋拘留十六年,“凛然风节,远配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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