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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於李斯特想法的前半部分，查理並不认同，即农业不需要保护，不必限制农產品进口，否则不能从外国取得廉价的粮食和原料，这將不利於本国工业的发展。
工业是一定要发展的，但绝对不能建立在过多的牺牲农业之上。
国家必须首先能够保证自己本国国內的粮食基本自给，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命脉绝对不能够被其他国家卡住脖子。
毕竟，如果一旦发生战爭或者是两国交恶，人家说不卖给你粮食就不卖给你粮食了，那你怎么办？
奥地利目前倒是不担心这个，作为欧洲仅次於俄罗斯的第二农业大国，守著潘诺尼亚大平原这座天然宝库的奥地利，每年的粮食自给率能够达到200％。
在实现本国国內粮食的自给之后，奥地利还能盈余不少粮食，出口国外，为本国赚取外匯。
而在18世纪下半叶，特別是从约1750年代开始，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经歷了显著且持续的食品价格上涨周期。
黑麦作为当时德意志尤其是中下层民眾的主要热量来源，其价格上涨趋势更具有代表性。
普鲁士布兰登堡黑麦的年度平均价格指数（以1740年代为基准100）从1750年-1754年的约120，攀升至1780年-1784年的190左右。
小麦的价格轨跡与黑麦高度一致，儘管其绝对价格更高（通常为黑麦的1.2-1.3倍），被视为更优质的穀物。
1770年-1779年莱比锡市场小麦年均价格为每公石（约55升）1.8-2.0塔勒。
人口快速增长是推高食品需求的核心因素之一，城市化也在缓慢加速，增加了非农业人口对商品粮的需求。
这种人口压力直接转化为对黑麦、小麦等基本粮食的刚性需求增长，在土地开垦和技术进步无法完全匹配的情况下，必然拉高价格。
18世纪下半叶也是欧洲贸易日益整合的时期，德意志地区也捲入了不断扩大的跨区域穀物市场。
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如但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枢纽，將德意志东部和东欧平原的穀物大量输往西欧，特別是人口稠密、工业化更早的荷兰和英国，以及法国部分地区。
在丰年，单从但泽港出口的小麦，在1760年-1770年代平均每年高达约10万拉斯特（约21.97万吨），黑麦和其他穀物出口量更大。
这种出口需求为德意志的穀物设定了“国际价格底线”
，並成为推动本地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
当西欧需求旺盛或本地歉收时，其对德意志穀物的进口需求激增，通过商业网络迅速传导至德意志东部农业区，抬升当地收购价格和內陆市场的供应价格。
与显著的价格上涨趋势相伴的，是18世纪被经济史学家称为“大稳健”
的现象。
在整个18世纪（尤其是1750年以后），粮食价格的年度波动幅度、季节性涨跌落差以及地区间的价格离散程度显著低於之前的16、17世纪。
布兰登堡地区黑麦价格在17世纪的年度间波动常超过±50%，而18世纪下半叶大部分年份的波动被压制在±25%以內（战爭年份除外）。
这种稳定性主要归因於交通运输条件的有限改善（內陆水道与道路）、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提高、国家在饥荒时期尝试的平准机制（如粮仓）、以及跨区域市场整合的增强。
这种降低了的波动性，意味著“名义价格”
的变化趋势对农业生產者而言，其信號意义变得更加清晰可靠。
价格信號“噪音”
的减少，使得生產者可以更多地依据持续上涨的名义价格趋势进行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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