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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都在逆流而上。
我告诉大家：“选择权在你们手里。
你们是想陷入‘创新者的窘境’[15]，还是想要与之对抗？”
其实，就算没有这次煽动性的讲话，委员会也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我与我们的董事会关系很好，他们也支持我所作的几乎所有选择）。
就在我言辞激烈的讲话接近尾声的时候，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发话说“我表示同意”
，而另一位成员也立马支持。
就这样，我的提议通过了。
我回头找到我们的高管团队，向他们解释了新股票计划的实施机制。
我会在每年年末决定分配多少股票，而评判的依据不仅包括利润的多少，也要看大家在一起合作的效果如何。
我说：“这件事至关重要，我不想看到任何的勾心斗角。
这是为了整个公司的利益，也是为了你们的利益。
我需要你们拿出行动来。”
8月的财报会议和购买BAMTech控股的声明过后不到两周，默多克打来电话，让我傍晚到他家去小酌一杯。
默多克住在贝莱尔[16]一幢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豪宅中，俯视着他的莫拉加酒庄。
我跟他的背景截然不同，辈分不同，所持政见也相左，但长久以来，我们都相互仰慕对方在商业上的判断力。
他白手起家建立起媒体娱乐帝国的创举，也一直让我叹服。
2005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默多克和我偶尔会聚在一起吃饭或小酌。
我们都是Hulu[17]的合伙人，因此有时会在一起探讨具体业务。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么是在一起讨论媒体环境的变迁，要么就是聊聊彼此的近况。
当默多克邀请我去他家里的时候，我怀疑他意在试探我是否考虑在2020年参加白宫竞选。
坊间已有不少传闻，说我对政治感兴趣，也有可能尝试参与总统竞选。
包括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way）和安东尼·斯卡拉姆奇（AnthonyScaramucci）在内的特朗普政府中几位成员，已经对我们公司内部的人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我猜想，默多克想要亲自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
一直以来，我都对政治和政策感兴趣，也常设想在离开迪士尼之后为国家效忠。
几年来，很多人都在我的脑海中植下各种各样的想法，包括我应该竞选哪个政府部门，甚至是否应该竞选总统。
我对竞选总统抱有好奇，但也觉得此事有些荒谬。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前，我坚信美国已经做好了选举政治体系外的人做总统的准备，美国民众对于传统政治和政党怨声载道，就如我们的行业一样，政府和政治也在经受着彻底的颠覆（唐纳德·特朗普的获胜，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与默多克见面的时候，我的确在探索竞选总统的可能，但我也知道，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我与二三十名民主党内的重要人士进行过交谈，其中有几位之前是奥巴马政府的成员，还有几位是国会议员和票选专家以及前几次总统选举的募款人、政府职员。
另外，我也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从医疗保健到税收制度，从移民法到国际贸易政策，从环境问题到中东历史再到联邦利率，我将各类报刊和文章读了个遍。
我也开始阅读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演讲稿，包括里根总统在诺曼底登陆40周年纪念日的演讲，肯尼迪总统于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即兴演讲，罗斯福总统和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讲，奥巴马总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以马内利非裔卫理公会教堂枪杀案后的演讲，还有丘吉尔数不胜数的演讲。
我甚至把《宪法》和《权利法案》也重读了一遍（我会梦见自己站在辩论台上却感觉毫无准备，然后半夜从噩梦中惊醒，不知这征兆是在告诉我该还是不该参加竞选）。
另外，我也努力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是。
我的确运营着一家大型国际公司，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不会为我铺设一条清晰而平坦的通往成功的道路——因此，我完全没有铁下心来做这件事（实话实说，民主党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为一位成功的商人提供支持，我对此也打着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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