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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真正的根结在于我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即个体“几乎是神圣的、绝对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压制个体合理的诉求，个体权力只受其他个体同等权力的制约”
[57]。
现代人发明的自由理念是没有界限的，这也是我们与经典的人文主义分道扬镳的原因。
主张“文艺复兴”
的人则认为，人们是在一个具有诸多永恒属性的、精准的且亘古不变的世界里活动着。
外部世界，对于人的活动而言，是一个无限的和开放的世界，但它也要遵守一些恒定的规律，因此，人们所做的只是对此加以记录而已。
[58]对于现代人来说，本体论上自由的个体，它的价值观与规律明确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
现代人挑战规律、挑战现实、挑战意识的自由价值观，但不接受对自己的限制，通过对他者规则夸张地否定[59]，通过相对凸显自身规律的自主创造，自由得以被明确表达出来。
所有这些出现在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自立之中，这表明，先验的顺从是无法长期抗衡个人自立的力量。
高更（Gauguin）说过“我想确立一种敢为一切的权利”
，自由不再是对传统的修改和变通，它诉求的是决裂与抗争，是对已定的意义和规律的摧毁，是自主的创造，是不拘一格的发明。
现代人赢得了在私生活中自由安排自己的权力，因此从根本上摆脱了权力与规律的束缚，并同时获得了造物主的力量，依据与活动相适应的内部规律来自由构建各种形式，而不必理睬各种预设的条件，由此，“创造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活动”
（康丁斯基）。
社会在于发明，私生活在于管理，文化在于创造和非稳定化，因此不能离开自由的个体以及自身的起源来理解现代主义。
“整体论”
架构的破裂，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颠覆，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个体的自由存在，这种自由存在与其他因素一样，促进了一种艺术的出现，这种艺术不再囿于语言以及视觉的限制，也不再拘泥于惯常的表现手法、情节、逼真与押韵。
自由无疑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以便让艺术家能够摆脱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由教会与贵族阶级把持的财政以及美学上的监管。
实现这种解放的手段便是艺术市场制度，随着艺术家越来越走向广大的各阶层公众，“顾客”
也就随之壮大了。
通过特殊的文化促销以及传播机构（剧院、出版社、学会、沙龙、文艺批判、艺术品陈列馆、展览），作品也就打通了成为商品这一环节，艺术创作就可以从文艺资助体制中、从外部对其规定的标准中脱身而出，并能公开表达自己至上的自立性。
[60]现代艺术的这种物质基础，尽管很重要，但仍不能由此得出物质决定论，因为这种决定论掩盖了自由幻想含义的内在力量，若没有了这种力量，现代主义是无法想象的。
艺术活动置身于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中，而艺术家则沉浸在一些价值观体系中，这些价值观体系超越了艺术范畴，离开了这些价值观，便不可能理解艺术的叛逆，因为是这些价值观构建了叛逆并引领个体以及团体去实现这种叛逆。
一个文艺市场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解释艺术家们进行解构与试验的狂热劲头，市场使自由创作有了可能，但并非让自由创作成为一种必须，市场让贵族阶级的标准过时了，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制造价值观，也不能产生无限创新的需求。
为何不能用另一种风格来替换旧的风格？为何要尊崇创新？为何这种运动会如此蓬勃？众所周知，市场逻辑极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种新的因循守旧（如电影制作、音乐集锦等），还应该解释的是，为什么艺术家一旦脱离了资助便走向了公众标准的“对立面”
，为什么艺术家为了艺术而愿意接受磨难与误解。
为了“求新”
的现代主义**能够涌现，需要一些新的价值观的存在，这些价值观源自整个集体组织，它们并非艺术家们所创造，但必须要“供他们支配”
，体现个体拥有的凌驾于集体之上的优势地位，主要目的是贬低那业已确立的原则，即示范的原则，而无论它是何种示范。
人们不能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简化为“赢得文化合理性的竞争”
，因为这种竞争既非追求标新立异，也非追求出类拔萃，但正是这两个追求诠释了现代主义的诸多伟大决裂。
当然，“创造”
为了实现独有的预期的差异，从某一刻开始也确实走向了“竞争”
。
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无比深远，比争取艺术认可的抗争的影响还要深远，而使得传统以及诸多形式的他律贬值、使得模仿原则为人所不齿的是历史的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人们不懈地去寻找、去发明一些方法，以实现与现时的经历相决裂。
个人主义价值观便是平等、自由与革命，而现代艺术便是植根于这三者所形成的合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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