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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彼得·汉德克（Handke）以及维姆·文德斯（WimWenders）作品中的人物所表现的那般。
似乎是一种必然，在一个建立在心理个体之上的社会里，对“他者”
个人问题的兴致以及好奇心日渐浓烈起来，即便对象是陌生人（《心灵信使》、吐露心声的电台节目、传记等大获成功便是例证）。
而“他者”
，作为一个无名的参照物，被改作他用了，同样如此的还有各种制度以及高尚的价值观。
当然，社会抱负的模糊化并非对所有人都一样，对于一些阶层（企业领导以及管理者，政治人物、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来说，为了赢得声望、荣耀或者金钱，整个阶层仍在顽强奋斗着。
上述现象同时也表明，只有某些所谓的社会“精英”
团体才拥有延续某种社会竞争思潮的大小不一的特权，当然这也为社会发展所必需。
与之相反，对于数量不断增长的个体而言，公众领域不再是“野心家”
绽放**的舞台；人们只想获得与众不同的发展、融入一些热情的或友善的圈子，而这些圈子则成为自恋的心理仆从和特权分支；个体间公共关系的失宠，并不只是造成不与人来往的孤僻，它还促成对私人空间的情感关注，情感关注尽管变化无常，但并非没有实效。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打消对博取认可的渴望，通过弱化对获得社会提升的愿望，自恋以这样一种方法，从内部来进行境遇平等化的进程。
“心理的人”
渴望的不是提升自己、超越别人，而是渴望生活在一种宽松、沟通的环境中，在“惬意的”
氛围中，而无须出类拔萃，无须过多抱负。
对人际关系的尊崇使得社交形式也个性化或心理化了，它化解了妨碍人类的莫名的最后的隔阂，因此，它也是一个旨在持续瓦解社会距离感的革命因素。
为获取认可而进行抗争自然是不会消失的，确切说来，在狭小的圈子里，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这种抗争已经演变成为纯个人的事情；对于获取认可的期待也被自恋逻辑所左右、所细化，由此这种期待变得越来越疏于竞争，但却越来越具有美学、肉欲和情感的色彩。
意识冲突也具有了个性化色彩，目的不在于社会层次的划分，而在于对快乐与**的期待，在于对尽可能长时间地被倾听、接受、保护和爱戴的期待。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如今的社会冲突、社会关系及人与人的情感关系中，较少见到支配、奴役以及侵犯等现象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自恋自为、公众场合及个人举动都呈现出日趋平和的态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私人空间也被心理化了，它失去了往日的基础，形成一种对自恋的依赖，每个人都在这种依赖中寻找着自己“渴望的”
东西，但自恋并不意味着他人权力的丧失，而意味着社会与个人的实体性将逐步被标注在有关主体性的惯例中。
新女权主义尽管发表了一些轰动的战斗檄文，并呼吁要进行总动员，但却无法从自己的角度来获取这激烈但终归浅薄的性别之战的真相。
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关力量的分析或许可以为两性间的关系做出界定，但这或是为传统的两性划分而上演的最后的惊悚一刻，或是作为这种划分即将不复存在的一个迹象。
冲突的加剧并不重要了，因为这类冲突可能只发生在被女性解放所动摇所困惑的“中间代”
人身上。
女权主义拒绝一切预设的前提，它通过激发一种对于女性“本质”
及其地位的系统探究，来寻找女性失去的身份、动摇已确立的性对立、打乱固有的标识、终结古老的人类学划分以及与之伴生的冲突等，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但这并非性别之战，而是惯例化下的性对立以及“性范畴的终结”
。
女权主义越是考问女性的存在，女性的存在则是愈发地模糊和不确定，越是要打破传统对女性地位的禁锢，男性的身份特征也就愈发地淡化。
相对均质的性别阶级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偶然的个体，一些主动与被动的联合体以及无数混杂的生命体，它们都不再具有强烈的群体归属感。
个人身份成为命题，新女权主义的基本主旨便是超越已确立好的关乎性别范畴的各种对立而成为真正的自己。
即便用一些同仇敌忾的言论成功组织起妇女们去参加战斗，但结果发现关键并非在此。
于是，妇女们便又联合起来，她们到处谈论、探讨并著书立说，想通过这种自我意识的努力以厘清自己团体的身份、反省自己之前自恋的主张以及连弗洛伊德都一直嗤之以鼻的“肉体的虚荣”
。
女性神秘而歇斯底里的**让位给了一种两性共有的自恋的自动**，一种与性别比例无关的“跨性别的”
基本的**。
性别之战将不会再有，因为，女权主义并非一部战争机器，它更像是一部实现性别非标准化的机器，一部致力于大规模复制自恋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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