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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宣扬自由与平等的现代主义艺术同理，后现代社会用流行时尚来凸显个性化进程，并以此来继续着对现代社会核心意义的探求。
消费、新闻及享乐的世界本身就是“条件平等”
的绝好注释，即便各有所好，但民众的生活水平及品位提高了，妇女也得到了解放，少数人因此而放纵起来，老年人变得不服老了，标新立异变得司空见惯了，所有的人对此都耳熟能详，获诺贝尔奖的作品与畅销书一样受宠，纷纭时事与技术进步、与经济起伏被相提并论，而且得益于平等概念深入人心，等级差异也逐渐消弭。
因此，标识的变换、噱头的轮替仅是民主社会变迁的一个阶段性终点。
得益于“文字游戏的泛滥”
[78]，个性化逻辑在认知过程中得以被体现，对真实的界定也由此得以被民主化和非标准化，通过清算普遍的共见价值观、通过将当代的“敲打”
规则奉为原则，各类结论也得以被一视同仁。
由此，对后现代的认识及其规则得以被散播。
诸多走红的长篇巨著充当了平等的工具并实现了个人的解放，使得如今的个体不再畏惧各种庞大体系，也不再畏惧一统天下的“真实”
，因此个体便注定具有那种实验性的“临时契约”
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也就是非稳定化以及自恋型的特性化。
个性化进程消融了高度的僵化性与高不可攀性，并培育出了一种冷漠的宽容，而且在不受一切至上权威以及现实的参照所禁锢的认知领域内，它还引入了差异权、特异权以及多样化权，由此，对“真实”
帝国的摒弃成为后现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真实”
其线性的及统制经济论的秩序被纳入到由微观语言集合和各种假说所形成的游离不定的秩序之中。
这种弹性进程还解放了习俗，减少了人们的不满，并使得时尚及举止不再有什么标准，让自恋显得熠熠生辉，让“真实”
消融不再，语言上的异质化与发散以及理论上的变幻多端表明，后现代的认知过程只是一种多重的、变换的、普遍的不确定，它让我们摆脱了纪律时代，西方的“人权条款”
逻辑也因此变得空泛起来。
后现代在民主及在个人主义层面上的这种大范围的延续性也有颇多新颖之处可供圈点，如：个别要重于普遍，心理要重于意识形态，交流要重于泛政治化，多样性要重于均质化，宽容要重于强制等。
托克维尔说过，崇尚民主的民族表现出“一种炙热的爱，它对平等的热爱比对自由的热爱更为持久”
[79]，人们有理由去弄明白，个性化进程到底有没有对这种“平等优先”
从深层次加以修正。
无疑，对平等的要求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但一种更有意义的，当然，也更为必须的要求便是“个人自由”
上的“平等”
。
个性化进程引发了对自由的爆炸性的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在各个领域，体现在诸如**及家庭生活（可加选择的性，自由施教，无子女生活方式）、服饰、舞蹈、肢体及艺术活动（自由运动，即兴发挥，自由表达）、交流及教育（自由广播，独立劳动）、享乐及休闲、以自我释放为目标的新兴治疗等方方面面。
虽然群体性的要求仍被视作就公正、平等及社会认可等大道理进行的一种夸夸其谈，但由于人们正渴求着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所以上述理念仍能博取大众一份实在的热情。
如今人们能够宽容不平等，但却不能容忍对私生活的干涉；人们对专家治理论不完全反对，对学术及政治精英们也可接受，但对欲望及习俗的规则却无法苟同。
以打破常理来迎合个性化进程这一做法将个人解放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个人欲望的排序由此遭到了颠覆，个人自立的理念成了后现代的最大赢家。
贝尔有理由去强调享乐主义在现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但他却忽视了这种价值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产生的一些变化。
在经历了一个以性**为追求、以高消费代表成功的快乐阶段之后，人们进入了一个大彻大悟的阶段，这便是“后物质主义”
。
其中，生活品质要重于消费数量；享乐主义自己也被个性化了，它瞄向的是心理自恋主义。
而60年代便成为这种变化时间上的拐点，理由有二：其一，正如贝尔所说的，享乐主义的逻辑在60年代得以完善，彼时它与清教徒主义、权威以及异化人的劳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而大众情爱、色情文化以及毒品等现象也大量涌现；其二，这个时代又将一些冷漠的理念推向了前台。
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大规模的争议之后，这些理念的出现更是势不可当，斗争意识深入人心，人们批判疯狂的消费、批判铺张的城市生活、批判咄咄逼人的价值观。
在社会批判中，人们也进行了自我分析与自主分析，“改变生活”
的意志直接触及了与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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