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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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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斯奈特“对非个性的道德谴责”
，意味着社会角色受到侵蚀，个性统治的时期开始了，也即心理形态的文化开始了，当代渴求“我”
的真实或准确本质的困扰也开始了。
自恋不仅标示出一种对自我意识的热情，还表明一种对揭示“我”
的内心的热情，现实中蓬勃发展的传记及自传或心理化的政治语言都证实了这一点。
惯例为我们所压制，而“非个性的问题，只有当我们错误地从个性的视角来审视它们的时候，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一切都应当被心理化，应以第一人称来表述，要自我介入、昭示自己动机，要随时释放个性与情感，表达内心感受，一旦做不到这些，人们便陷入一种不可原谅的劣行之中，它寒冷而莫名。
在一个以心理的尺度来衡量的、“体察入微”
的社会里，正如里斯曼所点评的那样，真实性与可靠性成为主要的道德，而被内在的自我所湮没了的个体，感觉到越来越无法“扮演”
自己的社会角色。
于是，我们成了“没有演技的演员”
。
自恋纠缠于心理上的真实面目，弱化了人们驾驭社会生活的能力，口是心非由此变得不可能了，“由于致力于让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相同一，将情感表达问题与情感真实性问题相联系，人们因此出现表现性不足的问题”
。
个体越要摆脱习俗与惯例来寻找真实的自己，个体之间的关系则越发“相互算计”
、难以交往，悖论的出现自然难以避免。
对直系以及近朋的诉求越多，人们则越不堪承受对他人倾心嘱托的辜负。
因此，体察入微是专横的，是“不合礼貌的”
，应当要尊重别人的私生活，也应当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礼貌是捍卫别人的‘我’，使其能乐与他人相伴的一种活动。
而加以掩饰则是礼貌的精髓……掩饰越多，则将有越多的高雅的精神面貌得以复兴，高雅的爱也是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要求有一些壁垒以及一些普遍的规则，只有如此，方能保护好彼此；反之，**的私生活则会大行其道，生机勃勃的社群便会化为乌有，人际关系则成为“破坏者”
。
公众角色的淡化以及对真实性的强求产生了一种不礼貌，这种不礼貌有两个表现：一是通过将自我封闭在与世隔绝的舒适的内心，并拒绝与城市里的“陌生人”
建立无谓的联系而表现出来的；二是借助于降低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并相应地凸显一些排斥现象表现出来的。
阶级意识不复存在了。
由此，在街区范围内，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情感，人们友好相处，“越来越多的共同行动是排斥行为，或截然相反，是归并行为……博爱所团结的仅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团体，而拒绝一切与其无关的那些……内部的支离与分歧便是现代博爱的结果”
。
我们可以直接表明，自恋弱化了情趣，它与“角色”
这个概念不能并存，但这样的断言却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僵化的惯例束缚了人们的行为，因而受到了旨在取消各种规约、软化各类严格限定的个性化进程的清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拒绝接受“维多利亚时代的”
限制并渴望得到更多的真实与自由是确切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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