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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25年，第一次全基督教大会在离特洛伊废墟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第二次是在五十年后的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三次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
后来，又连续召开了几次，一次在迦克墩，又有两次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一次在尼西亚，最后公元869年的会议还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
但是此后，全基督教大会是在罗马或教皇钦定的某个西欧城市召开。
自从四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尽管皇帝有权利召集这样的会议，但罗马大主教提出的建议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不清楚谁是尼西亚会议的主持人，但后来所有的会议都是教皇主持的。
这些会议中形成的决定，都必须获得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的正式批准，否则是不会具有约束力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方的宜人地区看一看。
宽容与不宽容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两类人争论的焦点。
一类认为宽容是人类最伟大的美德，另一类则认为宽容是道德软弱的体现。
我不想从纯粹理论方面予以关注。
然而，必须承认，基督教捍卫者们在解释为何要对所有异教徒施加那些可怕的酷刑时，听上去还蛮有道理的。
他们说：“基督教会和其他组织一样，就像一座村庄、部落或者城堡，必须有一个总司令，也必须有一套明确的律法体系和章程，所有的成员都必须遵守。
因此，宣誓忠实于基督教的人要服从总司令的领导，遵守那些律法。
否则，就要承担后果，被逐出基督教会。”
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话都是非常正确和合理的。
今天，如果一位牧师觉得自己不再相信浸信会的教条，他可以改信卫理公会，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不再信仰卫理公会规定的信条，他可以改信一神论、天主教、或犹太教，也可以信仰印度教或者伊斯兰教。
世界是广阔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没有人会阻拦别人去做什么。
但是，现在是一个轮船和火车的时代，拥有无限商机。
五世纪的世界可不是如此简单，那时很难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主教影响的区域。
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就像很多宗教异端那样，但是路途遥远，能坚持到终点的人聊聊无几，而且，这也意味着抛妻别子和永久的自我流放。
最后，假如一个人真正觉得自己对耶稣的看法是正确的，确信自己最后一定会劝服教会做一些修改，这仅仅是时间问题。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放弃如自己所愿选择信仰的权利呢？
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症结所在。
早期的基督教徒，不论是信教教徒还是持异端邪说者，其观点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一群有学问的神学家企图确定那些无法确定的东西，努力把上帝存在归结为一个公式。
一群数学家因为他们不能在x的绝对值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也不及那些神学家荒谬可笑。
但是，自以为正确和不宽容已经控制了世界。
直到最近，那些说“我们不可能知道谁对谁错”
，并以此主张宽容的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因此，他们通常使用精心设计的拉丁词句来隐含他们的警示，只是最聪明的读者也没有几个能读懂他们的真实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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