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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李大柱，桂平县大宣乡人，种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寸土地是自己的。
他种的是阿丘家的佃田。
阿丘是本地最大的地主姓，方圆三十里的田都是他家的。
李大柱的祖父欠了阿丘家三石稻谷，还不上，押了一亩地，从此再也没有赎回来。
到李大柱这一代，租是六成——打一百斤稻谷，阿丘家拿六十斤，李大柱拿四十斤。
这还算"
善心"
的租。
有些年份，阿丘家的租收到七成五，剩下的二成五，李大柱要拿来交朝廷的银子、差役的规费、自己买种子的本钱。
账是算得过来的：风调雨顺的年份，一亩田打得到两百斤稻谷，扣掉六成租，还剩八十斤——这就是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口粮。
赶上水旱虫灾，一亩只打得到五六十斤，就得饿着肚皮去交租，交完了全家的口粮就没了。
这不是李大柱一个人的账。
整个桂平县的农民都在算这本账。
整个广西、整个湖南、整个清朝的农民都在算这本账。
道光初年，广西一亩中等田的价是十五两银子。
到咸丰年间，已经涨到了四十两。
田价翻了两倍，但农民的口袋没有翻两倍——因为银子越来越贵。
鸦片战争之前，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
战后十年，一两银子已经折两千五百文铜钱。
银子流到英国人手里去了，农民手里的铜钱越来越不值钱，但朝廷收的税，是按银子算的。
农民要把铜钱换成银子去交税，一两银子的税，折到后来要两千五百文、三千文。
实际税负，翻了两倍。
不是朝廷有意加税。
朝廷的税率，三十年来没有变过。
是银子变了。
银子不在农民的口袋里，在英国人的船上。
李大柱身边跪着的，是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孩子——那是他最后一个孙子，名字叫李亚九。
李大柱的其他三个儿子，两个饿死在了前年的春荒里，一个被绿营抓去充了壮丁，至今没有音讯。
"
抓壮丁"
这三个字，在清朝的乡下不是稀罕事。
绿营的兵不够吃空饷的名额，上头发下来的粮饷，层层克扣，到了营兵手里只剩一半。
营兵饿着肚子，不愿意打仗，但上头要剿"
匪"
，就得有人头交差。
于是"
抓壮丁"
——圩上的农民、田里的农夫、赶路的商人，看上哪个就抓哪个，塞进队伍里凑数。
抓到的不给粮饷，只给一碗稀粥，死了就再抓。
李大柱的二儿子就是这么被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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