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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太重要，但也有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德国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比不过现代文学。
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答：我不同意那种观点。
一种专业，投入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封闭式的迷醉。
即使这个人的视野并不狭窄，也会陷入这种迷醉，就像一个行车万里的司机老是惦念着那个经常栖宿的小旅馆，认为它超过别的很多旅馆。
这种陷入很可爱，而且无法辩论。
问：中国当代文学您关注吗？一般的印象，您非常宏观，只在乎屈原、司马迁、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
您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中，只有鲁迅和沈从文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学才能，可惜中断创作的时间太早。
出于这样等级的判断，您怎么会留意当代文学？
答：即使从最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也不能不重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艺术，更是气象大开，粗犷有力，直逼大地人心，重寻苍凉诗情，总体成就早已远超五四。
我很少结交文人，但在当代小说家中却拥有贾平凹、余华、张炜等好友，与年长一代的张贤亮、王蒙、冯骥才也有交情。
高行健、莫言、刘震云、马原、唐浩明、张欣、池莉都是朋友。
结识的诗人有舒婷、杨炼、麦城、于坚。
散文界的好友是周涛，我实在欣赏他牵着马缰、背靠大漠的男子汉情调。
在港、台，金庸、白先勇、余光中都是我的好友。
本来龙应台也是，曾与贾平凹一起结成“风格迥异三文友”
，但她现在做了高官，那就很难继续成为好友了。
对文学而言，太高的职位，是友情之墙。
问：在您的全部讲述中，与上海文化隔得很远。
当然，您本来就远远超越了上海文化。
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越来越低的上海文化屋檐下》，把今天的上海文化嘲笑得无以复加。
文章以为：“在巴金、谢晋、黄佐临、陈逸飞、胡伟民、程十发相继离世之后，上海文化已乏善可陈，具有全国影响的只剩下了一个余秋雨教授，却似乎又格格不入，已经很少有人把他与上海联系起来”
。
我想问的是，这种“格格不入”
，是由于上海，还是由于您？
答：责任全在我。
答：责任全在我。
问：又有人调查，说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居然没有见到过上海任何一任的“首长”
，连在集体场合也没有。
是他们不找您，还是您故意躲着？
答：责任全在我。
问：秋雨老师，您不能总是这么回答。
我估计是上海文化界有点怕您，不是怕您尖锐，而是怕您天马行空般的壮举把他们比下去，所以不敢打扰您，是吗？
答：相反，是我有点怕他们。
问：能不能多讲几句？
答：（笑）那就多讲几句吧。
我历来胆子极大，否则不会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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