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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晟：另外，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也丧失掉了，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地方出现藩镇割据，大量财富和文明成果被耗损，甚至毁灭。
作为当时的文化人，不仅居无定所，而且失去了最起码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柱。
余秋雨：你说得很深刻，失去了“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
。
这是文化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
建立很难，破坏却很容易。
其中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几个代表性的文化创造者的处境如何。
如果他们的处境无一例外地都不好了，那就证明制度环境已经破坏。
我曾经在《唐诗几男子》的长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李白、杜甫、王维这三个最重要的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狼狈处境，大家不妨找来一读。
他们三人遇到的麻烦完全不同，但都很大，甚至到了致命的边缘。
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一个难以逃遁的劣质环境。
在三位大诗人的遭遇中，有一点让我非常震惊，那就是，当他们陷入泥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救他们。
李白的诗，在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大家都知道他只不过是接受王子李磷的邀请参与平叛，而没有什么不良行为。
但是，当王子之间产生矛盾，他的读者们却全然抛弃了他。
杜甫曾经描述当时李白的处境是“世人皆欲杀”
，即普天下的人都要杀李白，认为他该死，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他那么多深入人心的诗句，那么多已成为读者自身文化的咏吟，居然没有引发人们一点点的怜惜之情，这就是文化创造者和文化接受者之间的千古隔阂。
当然，也是“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
失落的证据。
后来，他虽然侥幸获释，但，他的晚境，他的死亡，他的后事，包括他儿子伯禽的两个女儿的不知所终，都让人长叹。
其实，杜甫、王维后来的处境也并不好。
他们把那么多的美丽馈赠给历史，而他们的实际人生却基本无助。
中国社会的这个毛病，一直未能有根本的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
，曾经偶尔出现过一抹晴意，而大多数年代都乌云密布。
除了广大民众对文化创造者的漠然外，文化领域自身的嫉妒更是铺设了一张销蚀杰出、筛选平庸的大网，使优秀的文化创造者一直难于生存。
只有当他们死去很多年，再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嫉妒的理由时，才会被一一封圣称贤。
因此，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比文化创造更重要的，是文化卫护。
大家都看到了，当历史伤害了什么等级的诗人，那么，这个等级的诗人便再也不会出现在历史上了。
从此，不仅李白、杜甫不见了，李白、杜甫的等级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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