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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责任。
第一，怂恿他们作恶的传媒拥有官方背景，因此永远不必更正、道歉；第二，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工程师、经济师出身，不知道那些人所进行的文化毁损危害极大，是在摇撼社会的精神命脉。
问：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作家和学者都应该在政治上大大强化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进行思索和批判，像西方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
他们拒绝权力体制的“收编”
，却能从边缘重新撼动主流价值。
否则，每天传入民众耳朵的只能是您所说的那群人的吵闹声。
我们都知道您一直在尽量远离权力体制，却不知将走向何处：是继续做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还是转而做一个思考和批判社会大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答：很期待你所说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我不是。
我没有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过广泛调查，也不知道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作过什么样的努力。
如果凭着一点道听途说就随口发言，一定坏事。
问：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各种社会问题，即使没有系统地研究，也有权利发表意见。
您是不是太谦虚了？
答：你的问题给了我一个机会，划清一条重要界线。
每个人都可以对医生谈自己的身体感受，但不能冒充医生。
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
。
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认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
问：我很喜欢老师的这个比喻。
医学与人人有关，但并不是人人可以行医。
同样的道理，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您是不是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多了。
答：不，太少了。
到处都是自称“包治百病”
的郎中，真正的医生只能关门歇业。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世的时候，人们的评价是：“伏尔泰先生的每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
中国知识界一直没有这样的人，近代以来出现过梁启超、胡适等人，但影响的范围也不大。
问：这在台湾好得多。
除了您上面说到的那些谁也不会去伤害的文学家、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不少电视上的“言论嘉宾”
，或者说是“言论领袖”
，俗称“名嘴”
。
“名嘴”
这个俗称给人的整体印象不佳，但如果仔细分辨，其中有一些“名嘴”
是有理性、有专业的，他们能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答：按照一般标准，应该算。
但是，我心中的标准要高得多。
台湾的这些“意见领袖”
，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朋友。
我深知，他们的话题是媒体设定的，都太政治、太短效、太雷同，缺少文化精神上的独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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