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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戴高乐来说，声望和影响力也是关键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独立性。
尽管如果没有英国在财政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戴高乐和他的人将无法幸存下来，但戴高乐决定不对地主的各种愿望和要求唯命是从。
以一位观察员的话来说，他的非官方的座右铭是“极端的虚弱需要极其强硬的态度”
。
他在抵达英国两个月后就宣布：“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
我有一个任务并且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为解放我的国家而进行战斗！”
尽管英国人偶尔会在捷克人和其他欧洲流亡者那里遇到困难，但没有人比自由法国运动的人和他们傲慢的领袖更令他们恼怒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戴高乐的总部不间断地出现诉诸暴力的纠葛、对抗和权力争斗的场面。
仅有的一致之处就是对戴高乐的忠诚，他在伦敦的追随者来自法国政治的各个角落，反映了困扰法国几代人的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分歧。
丘吉尔政府中的一位官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40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所有的法国人都固执己见。
所有的人都来见我，告诉我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糟糕。”
戴高乐的同事之一曾经说过：“一个人必须有点疯狂劲才能成为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
戴高乐傲慢和专制的态度，使在伦敦的成千上万法国流亡者们更加极端化——这些人中，除了少数人是在法国战败之后逃离法国的流亡者外，大多数人在战前就已经在伦敦了。
包括许多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在内的战前法国社区的人，他们往往是亲近贝当和维希政府的。
但即便是那些想让自己的国家继续战斗的人们也对那位晦涩的将军没有多少信任或信心。
尽管戴高乐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但他却坚持认为他是不败法国的唯一领袖。
一位英国官员曾说：“我们不断为被他在伦敦法国社区最杰出的成员中所激起的对立情绪和不信任感而感到震惊。
在我们的国家里，他主要是与法国人，而不是和英国人有麻烦。”
同时，有几位法国的政治人物，因无法忍受多刺的将军，决定去美国。
他们中包括了让·莫内（Jea），一位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外交官。
在法国战败之前，他一直致力于促进英法间的经济合作。
在1940年夏天抵达伦敦后不久，莫内就离开伦敦去了华盛顿，他在那里成了罗斯福总统的主要经济顾问。
甚至连戴高乐最忠实的支持者们也被他的粗鲁和傲慢惹恼了。
一名下属回忆说，那些想加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常常“在会见并面试以后，由于他们所受的对待，在走出去的时候都变得心灰意冷了”
。
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对在卡尔顿花园所遭受的冷遇感到非常失望，他回到了法国，最终成了抵抗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了这一点。
与英国政府中的许多人不同，首相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戴高乐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坚定支持者。
为了不让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人的手中，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舰队摧毁了在北非米尔兹比克港的法国舰队的大部分。
首相对戴高乐在公众面前所作的冷静反应心存感激。
7月3日的袭击使1200多名法国水手丧生。
虽然戴高乐私下对他同胞的死亡感到震撼和愤慨，但在BBC广播中他告诉法国人，他在反对袭击的同时也理解那是必须去做的一件事。
戴高乐在赤道非洲取得立足点之后不久，丘吉尔就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他下令预告现在是让自由法国运动加入战争的时候了。
这一举动的灵感源于1940年仲夏，英国驻法属西非首都达喀尔的总领事发来的一份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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