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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当地居民保证这一次他们将留下来之后，突袭者们又一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居民们将突袭者迎入家门，并举行了公开的集会支持突袭者，帮助指认当地的德国合作者。
然而，他们突然被解放的快乐却像它的到来一样迅速地消失了。
袭击之后的第二天，德国飞机轰炸了洛芬顿，英国情报部门警告说，德国部队正在挪威北部进行集结，显然是打算进行反击。
远征部队的指挥官收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疏散英国和挪威的人员。
当突袭队员们走回到他们的船上时，岛民们开始咒骂并唾弃他们曾经的救世主。
在挪威人看来，那些家伙没有经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就逃跑了。
正如特别行动处后来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地居民愤怒地说，英国人再次获得了自己几乎没有伤亡的重大胜利的宣传资本，而挪威公民则面临着“德国报复的恐惧”
。
报复是迅速的，党卫军到达洛芬顿之后，摧毁了大批房屋和当地的企业，并将几百人抓去了集中营，其中许多是早先逃到英国去的挪威年轻人的亲戚。
挪威流亡政府的愤怒又一次爆发了。
这一次，20多名林格连队的成员也表示了他们的愤怒。
连队的领导人马丁·林格是这次行动中很少几个阵亡的盟军成员之一。
他们因为林格的死亡和他们同胞所遭受的德军的报复而感到压抑，他们宣称除非事先得到挪威流亡政府的许可，他们将拒绝参加今后的任何行动。
面对这种不服从的情况，英国政府意识到不可能再对挪威方面的不满置之不理了（特别行动处所不知道的是，洛芬顿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从缉获的德国船只上夺取恩尼格玛机器和操作手册。
那些资料将在后来布莱切利公园破解德军恩尼格玛密码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注）。
挪威流亡政府并不是唯一对英国感到不满的流亡政府。
因为习惯于在自己国家内行使权力和下达指令，所以所有的欧洲流亡政府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调整时期，以适应他们对庇护国家的依赖。
对于每个政府来说，它与英国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然而对他们的生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英国来说，这些关系只不过是无数的问题和责任之一而已。
尽管流亡政府仍然在努力应对失败所带来的屈辱和创伤，但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也爆发了激烈的争斗。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后来回忆说：“政治移民是一群奇怪的人物。
他们脱离了自己国家的政治环境，他们的政治基础已被剥夺，但他们仍然为获取权力而相互争斗。”
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也是非常不稳定的。
这反映为每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战前的欧洲各国政府是从多个政党中拼凑而来的联合体。
政府成员往往持有分歧的观点，这样的共同执政是脆弱并短命的。
它们的存在一直伴随着频繁的危机和幕后的交易。
这些内部的压力和诉求由于失败和流亡的双重冲击而更为激化。
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注意到，“阴谋诡计就像伦敦温室空气中的病菌一样兴盛，许多带有个人和政治宿怨的人借此达到他们的目的”
。
在官方和政党的内部辩论中，当谈及哪个官员或政党最需要为他们的国家被德国人打败而负责时，诽谤和指责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那些设法摆脱了德国统治的年轻欧洲人而言，政府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和仇视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失望。
在谈到荷兰流亡政府时，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说：“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稳定工作和工资，定时晋升和涨薪的世界里，对我们这些经历了15个月的被占领之后的逃亡者来说，那些东西是虚幻无形的，就像牢狱和行刑队对他们而言那样……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落在现实后面了。”
英国官员对他们的欧洲客人内部的派系、仇恨和内斗也越来越不耐烦了。
很少有英国人像首相的小女儿玛丽·丘吉尔一样对他们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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