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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在战时伦敦感受到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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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伦敦大轰炸所带来的所有的害怕、恐惧和破坏而言，在许多生活在伦敦的人心中，还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兴奋感，一种在这样的时候能在伦敦生活的“正能量”
。
在战争的**阶段，死亡的威胁似乎只会增加生存下去的兴奋和激动。
美国的杂志记者昆汀·雷诺兹（QuentinReynolds）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你走在街上，每个在你身边走过的人都象征着生命脉搏的跳动。”
战时伦敦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欧洲的流亡者们，他们为伦敦炸毁的街道增添了色彩和生命。
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一个伦敦人会知道，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在餐厅或酒馆里，坐在旁边的那个人是谁。
他可能是一名刚刚从轰炸袭击中返回的波兰飞行员，可能是一名从被鱼雷击中的船上救出的挪威水手，也可能是一名从法国偷渡过来的抵抗运动成员。
对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CharlesRitchie）来说，与穿着各不相同的、眼花缭乱的军服的欧洲盟国军人一起在肯辛顿花园漫步，就像是“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中游泳”
。
流离失所的欧洲人似乎无处不在。
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在白金汉宫对面的鲁本斯酒店办公；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在皮卡迪利里兹酒店对面的斯特拉顿乡村别墅办公；其他外国政府的办公室分散设在贝尔格拉维亚、肯辛顿、梅费尔及圣詹姆斯等上层居住区的房屋和办公楼内。
毗邻比利时只有“邮票大小”
的国家卢森堡大公国，也遭到了德国的入侵和占领，他们在贝尔格拉维亚的威尔顿广场设立了办事处。
在1940年晚些时候，戴高乐和他的日益扩大的自由法国运动也从他们在圣史蒂芬之家的简陋住所搬到了卡尔顿花园中的四层豪宅。
从那儿可以俯瞰圣詹姆斯公园，那曾经是英国历史上最为仇视法国的首相帕尔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的住所。
戴高乐自己住在由英国政府提供的豪华的康诺特酒店，而他的妻子伊冯娜（Yvonne）和他们12岁的弱智女儿安妮——她们在7月份逃出了法国，则住在索罗普郡一座宽敞的乡村居所里，远离了德国炸弹的危险。
而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则住在满布弹坑的切斯特广场旁的一栋小型的连体公寓里。
那儿离白金汉宫不远，战前是伦敦最高雅的社区之一。
现在，广场及贝尔格拉维周围的地区在大轰炸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房屋已经空无一人。
每天晚上，在德国空军袭击开始之前，威廉明娜会提着一个装有官方文件的小型手提箱去梅宝尼克拉里奇酒店。
她将在酒店加强的大型防空洞里度过一夜，在第二天早餐后再回家。
她自己的住所在遭受轻微的炸弹损伤之后被修补好了。
像广场上的其他房屋一样，住所的前面看上去非常破旧，急需重新油漆。
她的工作人员敦促她重新涂漆，但对这种不是必需的且普通市民无法得到的特殊待遇，女王拒绝加以考虑。
她还顶住了荷兰官员的压力，拒绝转去更适合国家元首居住的更大、更豪华的住宅。
荷兰首相彼得·格布兰迪（PieterGerbrandy）说：“女王一直认为，当她的子民在荷兰处于那样一种悲惨的境地时，她决不能住在宫殿里。”
威廉明娜的朋友，挪威国王哈康与他的儿子奥拉夫王储是在伦敦以西约45英里的伯克郡的乡间别墅里过夜，他们每天乘车来往于伦敦和住所。
哈康和奥拉夫与乔治六世国王的关系较为紧密，因而是白金汉宫的常客。
乔治六世还曾在1929年奥拉夫的婚礼上当过他的伴郎。
在挪威经历了动**不安之后，被他的侄子和其他英国皇室成员称为“查尔斯叔叔”
的哈康对他认为的松懈的皇宫保安感到很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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