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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后世的各种相关讲述和信件中得知，他确实曾为创作一篇背景设定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传记”
故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在这篇“传记”
中，他想将自己塑造成一名施瓦本地区[55]的神学家，最终放弃了神职工作，改行去钻研音乐。
此人曾经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56]的学生，是厄廷格[57]的至交好友，也曾一度成为青岑多夫[58]兄弟会的座上宾。
我们现在知道，他当年阅读并摘抄了大量关于教会章程、虔信主义和青岑多夫，关于当时宗教礼仪与教会音乐的古老文献，其中一部分文献的历史距今颇为遥远。
我们还知道，他一度对那位神奇的高阶教士厄廷格的历史形象极度迷恋，甚至有些走火入魔；与此同时，他对本格尔大师的历史形象也投入了真切的爱意，对与他相关的一切都表达出深深的敬畏之情——他专门给本格尔的画像拍了照，将那张照片在自己的书桌上放了颇长一段时间——另外，他同样以极其真诚的态度努力尝试着去欣赏青岑多夫，实话实说，他对青岑多夫的兴趣，就跟他对青岑多夫的排斥情绪一样大。
不过到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项工作，没有真正动笔去写这篇“传记”
。
他对自己在准备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感到满意，但同时亦声称自己能力不足，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篇“传记”
，因为他对相关历史细节所做的研究太过细致，搜集来的材料与文献过于庞杂，保持创作“真实性”
的难度被无限拔高了。
这一说法充分证明，我们有理由在这三篇“传记”
中窥见一名作家、一位志存高远之人的真诚创作与灵魂剖白，至于学者的研究工作嘛，倒未见得能看到多少。
这一评判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三篇“传记”
抱持着任何不公正的想法——恰恰相反，这正是它们最有价值的地方。
不过话说回来，相较于在卡斯塔利亚从事自由研究的其他新晋科研人员，科讷希特除了能够享受到从精英学校的学生生涯中获得解放、完全依赖自我选择来进行无拘无束研究的自由之外，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自由、一份放松。
因为他毕竟跟其他住校学生有所不同，不仅付出了一名合格的精英学校学生本应付出的全部努力，恪守严格的学校秩序、精确的每日时间安排，接受老师们对他进行的小心管控与细致观察；除了这些之外，因为长期以来与普利尼奥之间亦敌亦友竞争关系的存在，他还额外肩负了为卡斯塔利亚人进行辩护的责任，比其他人多了一重身份——这份责任和这重身份仿佛双重的重压，同时在他的精神和灵魂上加以鞭策，时刻不停地驱赶着他，催促他达到自我可能性的极限。
诚然，单从卡斯塔利亚辩护人这重身份上讲，确实是具有积极向上意义的，同时也因为其代表性的作用，向他提供了额外的动力；然而，这份对应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年纪和能力，在如此之长的辩护期内，他经常身处绝境，仅仅因为他具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天赋，才能够勉强把控住局势，不至于彻底败下阵来。
假如身在远方的音乐大师没有向他提供强而有力的协助，他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于是，在他不寻常的瓦尔德策尔精英学校岁月的尽头，我们发现他——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已经变得太过成熟，成熟得超出了他的年龄，而且精神上太过紧绷，根本无法放松下来。
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在于，他整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任何外界看得出来的损伤；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他整个人因为这重身份和这份责任被侵占了多少自我，甚至因为过分疲惫而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
尽管如此，当我们注意到这个好不容易才从精英学校里几乎可说是独一无二的长期困境当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是如何利用他在自由研究阶段最初几年里所获得的——当然也是他在学校里经常渴望得到的——自由时，马上就能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点。
科讷希特，他在自己作为学生的最后几个学年里，始终处在一个众目睽睽的位置上，长期进行的公开辩论，令他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卡斯塔利亚的公共生活，已经是一位公众人物了。
哪曾想到，学生生涯才刚刚结束，他马上就彻底退出了公共领域，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实话实说，无论是谁，一旦试着去了解、考察一下他当时的生活轨迹，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是主动让自己变成隐形人的，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行为，完全是有意而为之；毕竟对当时的他而言，已经没有哪种客观环境与社会关系能够达到足够无害的标准，没有哪种个体存在模式是足够私密的。
也正因如此，在收到德西格诺尼寄来的那些长篇大论又热情洋溢的信笺之后，他一开始还会写一些内容简短、态度不怎么热情的回信，后来干脆就完全不回信了。
为卡斯塔利亚辩护的知名学生科讷希特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转眼之间，大家似乎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唯独在瓦尔德策尔这座精英学校的内部，他的名声依旧长盛不衰，甚至持续发扬光大，后来几乎演变成了一个传奇。
恰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科讷希特从事自由研究之初，他特意避开了自己的母校瓦尔德策尔，这就导致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玻璃球游戏的高级和最高级课程。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对当时情况的观察浮于表面，恐怕只能抓住科讷希特没有去上课这一线索，认为他显然忽视了玻璃球游戏这一领域，而且，这一忽视行为无论在瓦尔德策尔还是整个卡斯塔利亚，都能找到许多证据；然而，据我们所知，真实情况恰恰与这一推论相悖——他这种貌似脱离了玻璃球游戏系统性学习的选择，或者说他在没有玻璃球游戏协助的情况下进行自由研究的整个过程，看似不合常理、离经叛道，其实仍旧受到了玻璃球游戏的全方位影响，而且还是促使他回归游戏，最终选择全身心侍奉游戏的本因。
在此，我们将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上述现象，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这一现象正是他个人性格的呈现；在约瑟夫·科讷希特的科研岁月里，他以最异想天开、最偏执难解的方式来践行自己的自由研究，事实证明，这一惊世骇俗又年轻气盛的天才方式，确实是颇具成效的。
在瓦尔德策尔的那几年时间里，他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参与了玻璃球游戏基础课程的学习，并反复进行了各种模式的游玩训练；到最后一个学年时，他已在经常一起参与游戏的朋友圈子里拥有了良好的声誉，成了小范围内的高手。
不算长的时间里，他已经被玻璃球游戏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所俘虏，游玩热情持续高涨，在完成了另外一门相关的基础课程之后，他竟然能够以精英学生的身份，被正式接纳为玻璃球游戏二级玩家——在瓦尔德策尔的同龄人之中，这无疑是一份相当罕见的殊荣。
几年以后，他给弗里茨·特古拉尼乌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这样一段经历——弗里茨是当年跟他一起在瓦尔德策尔参加校方组织的玻璃球游戏游玩训练的同学之一，也是他生命中的挚友，以及后来的助手——这段经历不仅决定了他作为一名玻璃球游戏玩家的命运，同时也对他的科研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封长信被妥善保存了下来，相关内容转述如下：
且让我协助你回忆起过去曾发生过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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