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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烧当羌的首领东号的儿子麻奴跟随父亲前来归降（东号归降的事情见四十七卷和帝永元元年的记载。
），居住在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
当时，那些归降的羌人分散在各个郡县，都被当地的官吏、百姓和豪门大户当作徭役的对象，时间一长，他们心中充满了忧愁和怨恨。
等到王弘向西去迎接段禧时，征发了金城（今甘肃兰州）、陇西（今甘肃临洮）、汉阳（今甘肃甘谷）的羌人骑兵数百上千人一同前往，郡县的官员紧急催促他们出发。
这些羌人害怕被派到远方屯守不能返回，走到酒泉时，很多人就开始逃散反叛，各郡纷纷发兵拦截，有的还捣毁了他们的营帐；于是勒姐、当煎的大首领东岸等人更加惊恐，于是一同反叛逃亡。
麻奴兄弟也因此和本族人一起向西逃出塞外，滇零与钟羌等各个部落大肆进行掠夺，阻断了陇道（《续汉书》说：钟羌有九千多户，居住在陇西临洮谷。
“陇道”
，指陇坻的道路）。
当时，羌人归附汉朝已经很久了，不再有兵器和铠甲，他们有的拿着竹竿、树枝来代替戈矛，有的背着木板当作盾牌，有的拿着铜镜假装是兵器（铜镜在阳光下反光，人们远远望去以为是兵器），郡县的官员胆小懦弱，无法控制局面。
丁卯日，朝廷赦免了那些相互勾结、图谋叛逆的羌人的罪行。
，！
??秋季，九月庚午日，太尉徐防因为发生灾异和贼寇侵扰，被朝廷下策书免职。
（三公因为灾异而被免职，从徐防开始）辛未日，司空尹勤因为降雨成灾，被朝廷下策书免职。
??仲长统在《昌言》中说（“仲”
，是姓氏。
商汤的左相是仲虺，周朝有仲山甫，舜的十六位大臣中有仲堪、仲熊，周朝的八位贤士中有仲突、仲忽）：光武皇帝对过去几代皇帝失去权力感到愤怒，对权臣窃取国家大权的行为深感痛恨（贤良注解说：“昌”
，是恰当的意思。
“愠”
，就是怨恨的意思。
“数世”
，指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期。
“强臣”
，指王莽），他矫枉过正，政事不交给臣下处理，虽然设置了三公，但事务都归尚书台管理（贤良注解说：“台阁”
，指尚书台。
我认为三公失职，并非从光武皇帝时期才开始，从汉武帝在后宫游乐，任用宦官掌管中枢机要，到宣帝时，专门任用弘恭、石显，而丞相、御史大夫只是充数而已。
事务归尚书台管理，是逐渐形成的）。
从那以后，三公的职责就只是充数而已；然而，一旦政事处理不当，仍然会受到谴责。
权力转移到了外戚之家，皇帝的宠信也集中在身边的亲信宦官身上，他们亲近自己的党羽，任用自己的亲信，在京城内充斥着他们的势力，在地方各州郡也遍布他们的人马，他们颠倒是非，买卖官职，让无能之辈守卫边境，贪婪残暴地对待百姓，扰乱百姓的生活，激怒四方的少数民族，导致他们反叛，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痛苦不堪（这里引用了《诗经》中的语句。
贤良注解说：“瘼”
，是疾病、痛苦的意思），怨恨之气四处弥漫，阴阳失调，日月星辰的光芒受损，怪异的现象频繁出现，害虫侵蚀庄稼，水旱灾害不断发生。
这些都是外戚和宦官造成的，却反而将责任归咎于三公，甚至将他们处死或免职，这真让人想要大声呼喊苍天，痛哭流涕啊！
而且，中期选拔三公时，只注重他们清正、谨慎、遵循常规的品质，这样的人不过是谨守规矩的妇人、平庸的普通人罢了，怎么能担当三公这样的重任呢！
形势已经如此，选拔又这样不当，却还希望三公能为国家建立功勋，为百姓做出贡献，这不是相差太远了吗！
从前汉文帝对邓通，可以说是宠爱至极，但仍然能让申徒嘉实现自己的志向（相关事情见十四卷文帝后二年的记载）。
如果能像汉文帝信任申徒嘉那样任用三公，又怎么会担心身边的小臣专权呢！
到了近代，外戚、宦官这些人，如果请托的事情没有办成，或者心中有不满，立刻就能让别人陷入意想不到的灾祸之中，怎么可能对他们进行弹劾纠正呢！
过去对三公信任重而责罚轻，现在对三公信任轻却责罚重。
光武皇帝削弱了三公的权力，到现在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他不把权力交给后党，几代之后却没能坚持下去；这大概是因为对待三公和后党的亲疏程度不同吧！
（贤良注解说：是说光武皇帝剥夺了三公的重要权力，现在这种剥夺更加严重。
光武皇帝不把威权交给后党，几代之后就不再遵循这个做法，这是因为三公与皇帝关系疏远而后党与皇帝关系亲近的缘故）现在的君主如果真的能将权力专门交给三公，明确职责，要求他们完成任务，如果他们在位时危害百姓（“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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