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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尹张敞也上疏劝谏说：“希望圣明的君主能时常忘却对车马的喜好，摒弃方士的无稽之谈，潜心钻研帝王治国的策略，这样太平盛世或许就能够实现了。”
宣帝因此将尚方的待诏全部罢免（这里的尚方，不是制作器物的尚方。
尚，是主管的意思，主管方药。
司马相如《大人赋》说：诏令岐伯主管方药，就是这个意思）。
当初，赵广汉死后，担任京兆尹的人都不称职，只有张敞能够继承他的事业；虽然张敞在谋略和获取消息的能力上比不上赵广汉，但他经常用经术和儒雅的气质来修饰自己的施政方式。
宣帝很注重修饰，他在位时的宫室、车马、服饰都比昭帝时期更加奢华；外戚许氏、史氏、王氏家族备受宠爱，地位尊贵。
谏大夫王吉上疏说：“陛下拥有圣明的资质，总揽天下事务，一心想着让国家走向太平，每次诏书下达，百姓都欢欣鼓舞，如同获得了新生。
我仔细思考后认为，这确实体现了陛下对百姓的深厚恩泽，但还没有抓住治理国家的根本。
（师古注：意思是天子这样做，对百姓来说虽然是深厚的恩泽，但还没有抓住政务的根本）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并非每个时代都能出现，如今公卿大臣有幸在这个时代侍奉陛下，您对他们言听计从，但他们却没有提出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没能把陛下推向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
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一些例行公事、公文簿册、断案判狱、处理诉讼等事务，这些并非是实现太平的根基。
我听说百姓虽然弱小但不可战胜，虽然愚昧但不可欺骗。
圣明的君主在深宫中独自处理政务，做得好，天下人就会称赞；做得不好，天下人都会议论，所以应该谨慎地挑选身边的近臣，仔细地选择任用的官员。
身边的近臣是用来端正自身行为的，任用的官员是用来宣扬德政的，这才是治国的根本。
孔子说：‘要使君主安定，治理好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了。
’这可不是空话（师古注：这是《孝经》中记载的孔子的话）。
在君主还没有制定礼仪制度的时候，应该引用古代先王那些适合当今时代的礼仪来使用。
我希望陛下能秉承天意，开创伟大的事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们一起，阐述古代的礼仪制度，明确帝王的制度，引领天下百姓走向仁爱长寿的境界（师古注：用仁爱来安抚百姓，那么百姓就能安居乐业、长寿健康。
我认为这里把仁、寿两个字并提，仁是指不卑鄙欺诈，寿是指不夭折），这样社会风俗怎么会比不上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百姓的寿命怎么会比不上殷高宗时期呢！
（师古注：高宗，就是殷王武丁，在位长达百年）我私下观察，发现当今社会追求的事务有很多不符合正道，我谨慎地分条上奏，希望陛下能加以斟酌选择。”
王吉认为：“如今社会上，在娶妻、嫁女方面没有节制，导致穷人负担不起，所以不敢生育子女。
另外，汉朝的列侯娶公主为妻，诸侯的国人娶翁主（晋灼注：娶天子的女儿，叫做尚公主；国人娶诸侯的女儿，叫做承翁主。
尚、承，都是表示地位低下的说法），使得男子侍奉女子，丈夫屈服于妻子，这违背了阴阳的正常秩序，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女子引发祸乱的情况。
古代在衣服、车马方面，贵贱都有明确的规定；如今上下的等级差别混乱，每个人都自行其是，因此人们贪图钱财、追逐利益，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周朝之所以能够实现刑罚搁置不用的太平盛世，是因为他们能在邪恶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加以禁止，在恶行还没有出现时就将其杜绝。”
王吉又说：“舜和汤不任用三公、九卿的世袭子弟，而是选拔了皋陶、伊尹（李奇注：不世袭爵位。
意思是皋陶、伊尹不是三公、九卿的世袭子弟。
），使得不仁之人远离朝堂（师古注：任用贤能的人，放逐奸佞之人）。
如今却让平庸的官吏子弟得以任职（张晏注：子弟凭借父兄的职位担任郎官），这些人大多骄横傲慢，不通古今之事，对百姓没有益处，应该明确选拔贤才的标准，废除任子令；对于外戚和旧友，可以多给他们钱财，不应该让他们担任官职。
取消角抵这种娱乐活动，减少乐府的规模，精简尚方的人员，向天下人表明崇尚节俭的态度。
古代的工匠不制作雕刻精美的器物，商人也不经营奢侈靡费的物品，这并非是工匠、商人天生贤良，而是政令教化使他们这样做的。”
宣帝认为他的话迂腐不切实际，并没有特别重视他。
王吉于是称病辞官回家。
义渠安国到达羌中后，召集先零羌的三十多位首领，把其中最为桀骜狡黠的人都斩杀了；又纵兵攻打先零羌的其他部众，斩杀了一千多人。
于是，那些投降的羌人以及归义羌侯杨玉等人既怨恨又愤怒，对汉朝不再信任、归附（师古注：担心汉朝普遍发怒，不信任他们的心意，也不会接纳他们。
仲冯注：恐怒，是既恐惧又愤怒的意思。
羌人本来没有反叛的意图，而汉朝官吏却无故杀害他们的人，所以杨玉等人认为汉朝不值得信任、归附，于是和其他部族一起反叛。
我认为恐怒，仲冯的解释是正确的。
无所信向，就是不信任汉朝、不归附汉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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