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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英宗皇帝命令司马光整理编排历代君臣的事迹，写成一部编年体史书，神宗皇帝认为此书可借鉴往事，有助于治理国家，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为它作序，阐述其创作的缘由和立意。
司马光的本意，是专门选取那些关乎国家兴衰、百姓祸福，善的可以作为效法榜样，恶的能够成为警戒的事例，来编写这部书。
治平、熙宁年间，正是司马光与众人就国家事务相互争论是非的时候。
像萧规曹随那样关于政令统一的辩论，都无法胜过主张变法之人的言辞，司马光于是被分司到西京洛阳，不再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专心致力于书局的事务。
他心中的忠愤感慨难以抑制，于是在书中写下对智伯才德的评论、对樊英名实的见解、唐太宗君臣关于音乐的讨论、李德裕与牛僧孺争夺维州事件之类的内容。
甚至连黄幡绰、石野猪的诙谐言语，他也写信告知书局官员，想要记录下来以作警示，他的这些细微用意，后人并不能完全了解。
编年体史书又岂是毫无意义的呢！
世上的论者大多说：“经书用来承载道理，史书用来记录事件，史书与经书不可相提并论。”
然而道理无处不在，散布在各类事件之中，通过事件的得失成败，可以知晓道理历经万世都不会有弊病，史书难道可以轻视吗？作为君主，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想要治理好国家却不知道自我治理的根源，厌恶祸乱却不知道防范祸乱的方法。
作为臣子，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对上无法侍奉君主，对下不能治理百姓。
作为子女，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谋求自身发展必然会辱没祖先，做事也不足以给后人留下榜样。
至于用兵作战、创建法令制度，如果不了解古人成功的经验，不借鉴古人失败的教训，那么就会想要取胜却遭遇失败，图谋利益却招来祸害，这是必然的结果。
孔子编订《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到《文侯之命》为止，并将其与秦国相关联，鲁国的《春秋》则起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毒害智伯的事件为止，而《资治通鉴》则记载了赵国兴起、智氏灭亡的事，放在前面。
由此可见，孔子编订《尚书》并创作《春秋》，资治通鉴》的创作实际上是《春秋》和《左传》而来的。
司马光广泛阅读旧有的史书，还从旁采录小说，挖掘隐微的事迹，汇聚编纂成这部书，实在是辛苦了。
而编写书籍时，汉代部分由刘攽负责，三国到南北朝部分由刘恕负责，唐代部分由范祖禹负责，都是依据他们各自的专长来分配任务，他们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历经十九年才完成。
这部书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迹合为一部，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心思、耳目所能完成的呢！
司马光自己说：“《资治通鉴》编成后，只有王胜之借去读过；其他人还没读完一页，就已经打哈欠、伸懒腰，想要睡觉了。”
这部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的书，都有人没能全部读完。
至于《考异》三十卷，是用来参校订正各种书籍异同，使内容归于统一的。
《目录》三十卷，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不仅能让众多国家杂乱记录的事件清晰区分，前代历法的变更、天文现象的异常，都实实在在地记载在《目录》上方，这难道能当作普通的书籍目录来看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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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对史学极为专注。
淳佑癸卯年，他开始患上鼻出血的病症，但读书仍片刻不停，鲜血洒落在史书上，那些血迹至今还留在书上。
父亲常常对我说：“《史记》《汉书》从服虔、应劭到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注解已经很多了。
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裴松之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虽然偶尔有字词读音和释义，但实际上更多是为了增添不同的见闻，补充不完备的地方，以显示学识渊博。
像为《晋书》作注的杨正衡，为《新唐书》作注的窦苹、董冲，我觉得他们的注解没什么可取之处。
徐无党为《新五代史》作注，只是粗略地讲了讲欧阳修着书的书法义例，其他方面就没涉及了。
《资治通鉴》此前有刘安世的《音义》十卷，但世间没有流传下来。
《释文》原本出自蜀地的史炤，冯时行为它作序，如今海陵刻印的版本又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的《释文》，与史炤的版本大同小异。
司马康在书局担任检阅官，按说他能得到司马光的亲身教诲，又与刘攽、范祖禹等诸位先生一起研讨学习，不应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我怀疑海陵版的《释文》并非司马康所作。
你能不能对这些进行刊订校正呢？”
我恭敬地拱手回答：“我愿意学习去做这件事。”
乙巳年，父亲去世，我既要为家中事务操劳，又要忙于科举之事，但史学方面的学习一直不敢荒废。
宝佑丙辰年，我考中进士，这才得以全力投入到对《资治通鉴》的研究中。
我外出为官，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部书；遇到有不同寻常的书籍或对史学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前去请教订正。
我依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整理编订为《广注》九十七卷；还写了十篇《论》，从周到五代，大致叙述了各朝代兴衰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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